我沒有看到卡尼爲促進加拿大繁榮而採取的有意義的步驟。



必要的增長措施本應在川普的關稅後立即實施,但被忽視了(例如:減稅、減少官僚主義、消除不必要的過度監管、繁文縟節和支出,同時保護產權)。

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樣的大型政府資助項目,由於政府無能,今天是行不通的。

中國可以管理這樣的項目;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嘗試。

在西方社會,私人創新推動成功,政府的角色是鼓勵創新並消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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