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的「身分變臉」

作者：Matti 來源： Wrong A Lot 翻譯：善歐巴，金色財經

“文明的重大進步都是在幾乎顛覆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的過程中實現的。” —— A.N. Whitehead

變臉

《變臉》是一部 90 年代的經典電影，講述了 FBI 探員肖恩·阿徹接受實驗性換臉手術，假扮臭名昭著的罪犯卡斯特·特洛伊以阻止一場恐怖陰謀的故事。然而，當卡斯特醒來並冒充阿徹的身分時，一場高風險的貓捉老鼠遊戲隨之展開。每個人都被困在對方的身體裏，在努力奪回自己人生的同時，不得不在對手的生活中周旋。

當肖恩·阿徹和卡斯特·特洛伊交換面孔，進而交換生活時，他們具體體現了成爲“他者”的生存困境。阿徹在特洛伊的惡行所帶來的混亂自由中掙扎，而特洛伊則陶醉於阿徹家庭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

這種身分的顛倒暗示了身分是表演性的，它由環境和選擇而非內在本質所塑造，模糊了善與惡之間的界限，因爲每個人都不得不正視自己內心深處的陰影自我，最終暗示着復仇與救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互換的面孔代表着掩蓋更深層真相的欺騙性陰影；角色的旅程迫使人們反思真實性與表象，突顯了社會角色、個人創傷和野心是如何禁錮靈魂的。

所有通過規範強加的角色都是馴服人類意志的牢籠。然而，它們爲社會的運轉提供了穩定性。意志掙脫束縛、引發混亂，然後重新建立穩定的過程，只是時間問題。

工具：加密領域的身分危機

我開始相信，技術是社會上演的基質。技術創造了一個大多不可見的環境，一個網路，就像一個擁有自身物理規則和更抽象規則的劇院。

我最初接觸加密領域是在 2016 年閱讀以太坊白皮書時。對我來說，這是人類社會如何治理自身的一次根本性變革。後來我閱讀了尼克·薩博關於社會可擴展性的思考，這全面地概括了我零散的想法。

在今天的論述中，區塊鏈被簡化爲一種數據庫解決方案，而信任最小化則被視爲一種意識形態。每個人都在追逐金錢，但在這種情況下，金錢導向了一個死胡同。我們正在慢慢侵蝕對信任最小化的要求，先是爲了性能，然後是爲了用例，最終是爲了迎合政府和公司的任何購買意願。

如果加密貨幣是電影中的一個角色，那將是一個技術無政府主義毒販的故事，他經歷了一段吸食可卡因的華爾街交易員生涯，變成了科技創始人，最終成爲摩根大通的董事會成員，在漢普頓度過夏天。

當前加密領域的兩種主要迷因總結了這種情緒。第一個是“相信某事”，這本質上反映了加密貨幣無法對它想要實現的目標有一個確定的展望。“某事”應該被理解“無事”。價格才是唯一重要的。

第二個迷因*“實用主義至上”。中心化鏈、單一排序器、性能優化、審查合規等等。實用主義正在慢慢侵蝕加密貨幣真正的獨特賣點——信任最小化，從而實現社會可擴展性。換句話說，就是減少對可信第三方的依賴。

這場革命似乎真的在吞噬它的孩子。早期的革命者變得過於富有而無暇顧及，如今他們讓人想起他們曾經反抗的銀行家。2021 年的主題是關於法國未來替代性金融軌道的，而 2025 年的主題則變成了將信任最小化機器包裝成信任最大化工具，並爲一堆空頭支票尋找一個願意買單的人。

確實，這一切都是一場權衡的博弈。一個人不能成爲去中心化原教旨主義者，因爲那不切實際，幾乎不可能商業化。當鍾擺過於偏向中心化時，人們應該意識到整個意義都消失了，而我們正在兜售一種金融化的虛無。換句話說，金融的金融化。爲了收益而收益。

這把加密貨幣定性爲一種待價而沽的工具，一種超金融化的手段。但加密貨幣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它被這樣理解是極大的誤解。加密貨幣是一種環境。

回到本節的第一段，社會上演的基質已經被改變，沒有回頭路了。

環境：電子戲劇

加密貨幣將不可避免地吞噬我們認爲使其存在的一切。它不是一種工具——“一種在鏈上的股票”。它完全、絕對地是一種全新的環境。它是市場的延伸和變革，是我們參與其中的不可見環境。我將引用 麥克盧漢的觀點來闡述這一點：

“新舊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制造了許多問題和混亂。清晰理解新媒體效應的主要障礙，是我們根深蒂固地習慣於從一個固定視角看待所有現象。”

麥克盧漢早在 1960 年代就預見到，印刷技術創造了公衆，而電子技術創造了大衆。他知道不可見的環境正在改變，社會也會隨之改變，但他指出，官方文化正努力強迫新媒體去做舊媒體的工作。

我們不能指望那些生存依賴於舊流程舒適運轉的個體和權力機構，能夠看清新環境的本質或理解其性質。

“詩人、藝術家、偵探——任何能磨礪我們感知力的人，往往都是反社會的；他們很少‘適應良好’，無法隨波逐流。反社會類型的人之間常常存在一種奇特的聯繫，即他們有能力看清環境的真實面貌。 這種需要進行交互，以某種反社會的力量來對抗環境的需求，體現在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裝》中。‘適應良好’的大臣們，因爲擁有既得利益，看到皇帝穿着華麗。而那個‘反社會’的、不習慣舊環境的頑童，清晰地看到了皇帝‘什麼也沒穿’。新環境對他來說是清晰可見的。”

因此，加密貨幣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有意識的、徒勞的融入嘗試中，而無意識中，它已經催生了一個人們正在緩慢但肯定地選擇進入的新世界。當整個行業忙於資助遵從舊秩序的機器時，少數用戶正在默默地表達異議，按照新媒體的規則生活。

“年輕人本能地理解當前的環境——電子戲劇。他們生活在神話和深度之中。這就是代際之間巨大隔閡的原因。戰爭、革命、公民起義，都是電子信息媒體所創造的新環境中的接口。”

加密貨幣的真正採納並非來自優化。它源於參與的渴望。任何人都可能成爲銀行家，我們也可以爭論將銀行與跑路項目、銀行家與跑路開發者區分開來的界限。

互聯網領域，尤其是加密貨幣，將教育過程從“打包”轉向了“發現”。指導不再重要；手冊已經失效。麥克盧漢暗示人們拒絕目標，而渴望扮演角色。他們渴望參與感。如果這在 1960 年代已經成立，那麼在今天更是如此。

“我們的技術迫使我們以神話般的方式生活，但我們仍然碎片化地、在單一的、分離的層面上思考。神話意味着將自己置於觀衆、置於環境之中……”

變臉的真相（Face/On）

本着《變臉》的精神，加密貨幣正面臨着自身的身分危機。真正具備增強社會可擴展性的信任最小化環境，正受到普遍的實用主義或價格行爲的挑戰，這些挑戰將其降格爲一個單純的金融工具。

正如肖恩·阿徹和卡斯特·特洛伊被迫生活在彼此的世界中一樣，加密貨幣的先驅們現在正在與他們試圖顛覆的系統作鬥爭，經常採用中心化和信任最大化的傾向，而這恰恰剝奪了他們真正的本質和獨特賣點。

加密貨幣作爲一種環境與作爲一種工具之間的這種張力，映照了電影的核心主題：真實性與表象，以及革命與同化之間模糊的界限。這就是掩蓋加密貨幣更深層真相的“欺騙性陰影”，正如《變臉》中互換的面孔掩蓋了其下真實的身分。

然而，正如麥克盧漢所描述的那樣，加密貨幣的“電子戲劇”繼續在試圖將其強行納入舊範式的嘗試之外展開。當官方文化（包括加密行業自身的很大一部分）努力讓新媒體去做舊媒體的工作時，少數用戶正在無意識地、默默地表示異議，選擇進入一個建立在不同規則上的新世界。

這些人就是那些“反社會的頑童”，他們不習慣舊環境，可能已經察覺到皇帝“什麼也沒穿”。他們代表了驅動加密貨幣真正採納的參與和投入，他們拒絕單純的優化，轉而選擇一種與可供人們支配的互聯網宇宙進行新的神話式互動。

最終，加密貨幣的選擇，就像阿徹和特洛伊的選擇一樣，是關於正視真實性並擁抱其變革力量。它關乎理解加密貨幣不僅僅是“鏈上的股票”或數據庫解決方案，而是對社會基質的根本性改變。

一個全新的生存、思考、創造和參與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