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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崔文静
在3月20日晚间六家公司接连被调查并被处罚之后,仅仅一周之内,资本市场再次迎来监管“重拳”。
3月27日晚间,又有四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罚单。其中三家在被罚时已被“ST”,分别是ST得润(维权)、ST百灵(维权)和ST明诚(维权),而司尔特(维权)也将从3月31日起“戴帽”。
与一周前的案例相比,此次四家公司的处罚呈现出新的特点。ST百灵因销售费用核算问题连续四年财务造假,其“先少计费用、后多计费用”的跨期调节手法在A股市场较为罕见。公司在申辩中自称“整改纠错”,但被监管明确驳回;司尔特与ST得润则体现出“重罚个人”的追责导向,个人罚款金额远超公司主体。ST得润实际控制人邱建民一人被罚1200万元,司尔特董事长、总经理各被拟罚300万元,个人追责力度显著加码。
从问题类型来看,财务造假依然是四家公司的“通病”,且手法多样。ST得润通过实控人“输血”虚构回款5.34亿元;司尔特通过虚构工程建设、虚假采购与销售双重操作调节利润;ST百灵利用费用跨期调节实现“扭亏为盈”;ST明诚则涉及收入确认、存货减值、商誉减值等多个环节造假,累计虚增利润超4亿元。
在这次密集罚单背后,监管信号清晰浮现:对财务造假一律严查,事后主动更正也难逃追责;违规占用资金归还之后照样处罚。
结合证监会3月27日发布的《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全年查办案件701件、罚没款154.74亿元,以及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吴清“坚决破除财务造假生态圈”的表态,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正在加速形成。
处罚新特点:ST百灵“费用跨期调节”手法罕见,个人追责力度加大
在四张罚单中,ST百灵的案例尤为引人关注。这家以生产销售中成药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财务造假手法与传统意义上的虚构收入、虚增利润截然不同,而是通过违反权责发生制原则,对销售费用进行跨期调节,导致连续四年年报失真。
根据贵州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ST百灵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条的规定,未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并按收入成本费用配比原则计提销售费用。
具体来看,2019年少计销售费用3.5亿元,多计利润3.5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95.73%;2020年少计销售费用2.41亿元,多计利润2.41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115.35%;2021年少计销售费用6379.16万元,多计利润6379.16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45.04%。到了2023年,ST百灵又反其道而行之:多计销售费用4.59亿元,少计利润4.5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93.17%。
这种先少计费用、后多计费用的操作,被监管部门定性为“平账”行为。ST百灵在申辩中曾提出,延期计提销售费用系行业共性与客观局限所致,其在2023年年报中多计提销售费用属于主动整改纠错。但监管部门明确驳回了这一说法,指出“先少计销售费用,后采取多计销售费用对前期少计销售费用进行平账,不属于整改”,且公司存在主观过错,给市场造成恶劣影响。
这一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财务造假方式——利用费用确认的时间差来调节利润。与虚构交易、伪造合同等传统造假手段相比,费用跨期调节更难被发现,但其对财务信息真实性的破坏程度丝毫不亚于收入造假。ST百灵连续四年造假,且造假比例动辄超过90%,反映出其内部控制的严重缺失。
与此同时,从个人处罚力度来看,本次四家公司呈现出“重罚个人”或“个人与公司并重”的新特点。例如以ST得润为例,公司被罚700万元,而个人罚款合计高达1550万元,其中实控人、时任董事长邱建民一人就被罚1200万元,同时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司尔特虽尚未下达正式处罚决定书,但从事先告知书来看,公司拟被罚600万元,而7名个人合计拟被罚1360万元,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各被罚300万元,均达到公司罚款的一半。ST百灵的个人罚款合计850万元,也接近公司1000万元的罚款额。
这种“双罚制”下的高额个人罚款,意味着监管层对“关键少数”的追责力度正在显著加码。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董监高尤其是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等核心人员,正在成为监管执法的重点对象。
共性问题:财务造假与违规担保仍是重灾区,虚构交易手法多样
在四家公司的处罚信息中,财务造假是最为集中的问题,且手法各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ST得润的造假手法颇具“创造性”。由于主要客户经营困难、真实回款受阻,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民通过自有资金及对外借款等方式,向公司客户、子公司及设备供应商提供资金支持,用于这些主体向公司归还历史欠款。邱建民未向公司报告资金实际来源,导致公司在2020年、2021年、2022年上半年分别虚构回款3.95亿元、1.13亿元、2683.69万元,累计虚构回款超过5.34亿元。这一操作不仅虚增回款金额,还导致公司少计信用减值损失,进而虚增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实控人“输血”制造回款假象的手法,在A股造假案例中较为典型,其隐蔽性在于资金确实进入了公司账户,只是来源被刻意隐瞒。
司尔特的财务造假则涉及两项虚构业务。一是通过全资子公司贵州路发编制虚假的台车掘进合同及结算单,与多家公司签订虚假工程建设合同,导致2021年虚增利润总额4580.40万元,2023年虚减利润总额1734.85万元。二是通过虚假尿素采购及有机肥销售,虚增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导致2021年虚减利润总额945.73万元。两项合计,司尔特2021年虚增利润总额3634.67万元,2023年虚减利润总额1734.85万元。这种既有虚增又有虚减的操作,反映出公司可能在通过不同年份的利润调节来平滑业绩。
ST明诚的问题则更为复杂,涉及关联担保未披露、虚假记载、未及时披露仲裁信息和关联交易三大类问题。在财务造假方面,ST明诚2020年未确认股权回购债务2021万元;2021年则通过西甲版权收入确认不准确虚增收入9842万元。同时对存货和商誉分别少计提减值9800万元和2.13亿元,累计虚增利润总额高达4.09亿元。
除财务造假外,违规担保与资金占用问题同样突出。ST明诚在2020年年报中未披露的关联担保涉及金额巨大,包括为关联方当代投资借款提供担保约6.6亿元、为雨石矿业借款提供担保7.5亿元、为新英开曼对亚足联付款义务提供担保1.5亿美元,以及为当代足球俱乐部借款担保700万元。ST明诚在2022年还迟延披露了合计3.34亿元的仲裁信息,以及一笔2097万元的关联交易。
从四家公司的共性问题来看,财务造假的手法不断翻新:从传统的虚构收入、虚增利润,到费用跨期调节、通过实控人“输血”虚构回款,再到通过收入确认、减值计提、负债确认等多个环节进行调节;造假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都在增加。而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则持续存在,成为掏空上市公司的“暗流”。
监管新特点:严打财务造假、退市不免责、违规占用资金归还也罚
从四家公司的处罚情况,结合证监会最新披露的监管数据和两会政策信号,当前资本市场监管呈现出三大新特点。
首先,对财务造假一律严查,事后纠错不能免罚。ST百灵的案例中,公司声称在2023年通过多计提销售费用对前期少计费用进行平账,属于“主动整改纠错”。但监管部门明确认定,这不属于整改,而是财务造假本身。这与一周前ST东时(维权)的案例一脉相承——即使公司主动发布更正公告,也无法改变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认定。监管对财务造假的认定已不局限于“是否隐瞒”,而是聚焦于“是否发生”,事后补救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其次,对“关键少数”的追责力度显著加码。从ST得润实际控制人邱建民被罚1200万元、ST百灵董事长姜伟被罚500万元并禁入10年、司尔特董事长和总经理各被拟罚300万元来看,个人责任人的罚款金额正在与公司主体罚金持平甚至超过。这种“双罚制”的高额执行,意味着董监高,尤其是核心人员,必须为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切实的经济代价,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警告。这与证监会2025年全年罚没154.74亿元的监管账本相呼应,表明“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监管基调正在持续深化。
再次,违规占用资金必须归还,归还之后也照罚不误。ST得润实控人邱建民虽然通过自有资金和对外借款“输血”帮助公司回款,但这些资金本质上是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变体。邱建民最终被处以1200万元罚款和5年市场禁入。这一案例清晰表明,监管部门对资金占用的态度已不再停留在“追回款项即可”,而是升级为“违规即罚、归还亦罚”,旨在从根本上遏制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冲动。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证监会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显示,全年查办案件701件,罚没款达154.74亿元,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172件。这些数字直观反映出严监管正在走向常态化。而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表态则指明了下一步的监管方向: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查处力度,对第三方配合造假强化一体打击,严格落实造假公司的强制退市要求,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坚决破除财务造假“生态圈”。
可以预见,随着《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财务造假线索发现中心、第三方配合造假监测预警机制的建设推进,未来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将更加精准、更加深入。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的A股生态正在加速形成。而对于那些仍在试图通过财务造假、违规占用资金等方式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主体来说,3月27日晚间的四张罚单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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