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kang Dana "Investasi Dua Sisi" Menggelembung: Celah Kepercayaan antara Keuntungan Mengambang Pribadi sebesar 50 juta dan Kerugian Besar Investor Dana

问AI · 桂跃强事件如何折射公募基金利益错位问题？

撰文丨一视财经  东阳

编辑 | 高山

近期，泰康基金权益投资部负责人桂跃强的“双面投资”事件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从业14年的桂跃强，通过亲属账户重仓AI、半导体赛道，2025年以来浮盈峰值超5000万元；而其独立管理的两只公募产品，近三年跌幅均超13%，其中泰康优势企业混合A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近30%，两只产品均大幅跑输业绩基准与同类平均水平 。

这一个案撕开了公募行业繁荣表象下的信任伤疤。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达38.61万亿，连续11个月刷新历史新高。但规模高歌猛进的背后，基金经理个人利益与基民持有人利益的背离，有可能动摇公募“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行业根基。

一、极致反差：合规框架下的责任缺位

桂跃强事件引发市场关注的核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老鼠仓或利益输送，而是一场完美契合监管要求、却与受托责任要求存在显著偏差的操作。

从产品持仓细节来看，桂跃强在公募产品管理中采取了极低调整频率的持仓策略：泰康蓝筹优势基金成立以来发布的21份季报中，泸州老窖连续21个季度位列前十大重仓股，山西汾酒、五粮液出现20次；泰康优势企业混合基金成立以来的20份季报里，美的集团、山西汾酒、扬农化工三只股票19次位列前十大重仓股，即便在2025年科技板块领涨全市场的全年，持仓也几乎未做调整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个人投资对市场主线的精准把握。

桂跃强将个人投资与公募产品持仓分置于完全不同的赛道，既无趋同交易，也无反向操作，完美规避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老鼠仓、利益输送的监管红线，形成了“程序合规、责任缺位”的特殊结果 。

据测算，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上述两只基金成立以来合计收取管理费超1.3亿元，构成了基民承担亏损、机构收取固定管理费的收益与风险错配闭环  。

二、利益错位背后

桂跃强事件之所以引发投资者广泛共鸣，核心是其折射出公募行业长期存在的利益错位问题，并非孤立个案。

一份业内流传的针对152位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的匿名调研数据显示，68%的受访者个人账户中科技板块配置比例超50%，而其管理的公募产品中，科技板块平均配置比例仅为28%；公募产品在金融、地产、能源等传统行业的配置比例，较个人账户平均高出15个百分点。2023年的样本数据显示，受访基金经理个人账户平均收益率达31.5%，而其管理的公募产品平均收益率仅为3.2%，收益差距接近10倍。

这种利益错位的直接结果，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行业顽疾长期难以根治。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公募基金合计盈利2.6万亿元，其中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合计盈利近2万亿元，是盈利的核心来源 ；但上海证券报2025年11月调研显示，尽管年内超1.2万只基金实现正收益，仍有约27%的受访基民全年处于亏损状态 。

招商基金2025年追踪数据显示，2020-2025年主动权益基金平均年化收益为8.6%，但对应投资者实际到手的年化收益仅为5.2%，仅拿到了基金业绩的60%。

投资者的信任正在持续承压，资金用脚投票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基协数据显示，2026年2月公募基金总规模环比增长2.22%，但股票型基金规模却环比下降1.38%，是全市场唯一规模下滑的产品品类  。

另外，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16日，年内已有79位基金经理离任，其中不乏多位管理规模超百亿的基金经理 ；截至2026年2月26日，年内已有31只基金完成清盘，多数清盘基金的触发原因是规模长期低于清盘线 。

三、如何破局？

桂跃强事件的核心警示意义，在于倒逼行业反思如何从制度层面，重构基金经理与持有人的利益绑定机制，修复行业信任根基。

针对行业的核心矛盾，监管层已出台多项新规推进机制优化。

2026年1月22日证监会发布、3月1日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将业绩比较基准从“软参考”升级为“硬约束”，明确要求基金的投资策略、持仓结构需与业绩基准精准匹配，主动权益类基金长期投资业绩明显低于业绩比较基准的，相关基金经理的绩效薪酬应当显著下调。

另外，2025年5月7日证监会印发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已明确将基金利润率、盈利投资者占比等反映基民实际收益的指标，纳入基金公司与基金经理的核心考核体系 ；同年12月中基协发布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基金经理需将不少于40%的当年绩效薪酬购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强化利益绑定 。

但笔者认为，要彻底根治行业的利益错位问题，仍需从以下几个层面深化制度重构：

首先是完善受托责任的刚性约束，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尽责”。

现有监管规则重点防范违法违规的利益输送，对“合规框架下未履行勤勉义务”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需进一步明确基金经理的勤勉尽责标准，不仅包括合规操作，更涵盖持续履行投研职责、为持有人利益最大化进行投资决策的义务，对长期业绩显著跑输基准、未履行勤勉义务的基金经理，建立明确的惩戒与市场退出机制。

其次是强化信息披露，保障投资者的完整知情权。当前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情况仅需向基金公司内部申报，无需向公众披露，投资者无法知晓基金经理个人投资与产品持仓的分化情况。需完善基金经理个人投资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定期披露基金经理本人、配偶及利害关系人的证券投资概况，同时将基金经理自购金额从区间披露调整为具体金额披露，为投资者决策提供完整依据。

三是重构管理费定价机制，打破旱涝保收的固定模式。需进一步扩大浮动管理费产品的试点范围，推动管理费与基民实际收益深度绑定：当基金业绩跑输基准、投资者出现亏损时，相应减免管理费，让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共担风险；当基金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时，再提取对应的业绩报酬，真正实现“基民赚钱、机构赚钱”的利益一致。

38万亿公募基金是居民财富向资本市场转移的核心载体，行业的长期发展根基，从来不是规模数字的高低，而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受托信任。唯有从制度上实现基金经理与持有人的利益强绑定，才能推动行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