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票、走货、不走心”：剖析部分国企供应链贸易沦为“通道业务”的深层原因与危害

当国企供应链贸易异化为仅走票、走货的“通道业务”，其本质已成为以贸易之名行融资之实的危险游戏。

文｜华贸融财经内容团队

出品｜贸易金融

货物原地未动，资金循环划转，只为虚增流水或完成资金过桥。2025年底以来，瑞茂通（维权）债务逾期超28亿元、华东铜贸圈百亿资金因货权冻结异常，皆根植于此。

这彻底背离了国企作为产业链组织者与稳定器的核心定位。其角色从价值创造者退化为风险“导管”，加剧了金融资源错配。

考核扭曲与生存焦虑：通道业务的原始驱动力

扭曲的考核机制是首要内因。在以营收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下，做大流水成为最直接的达标路径。

“通道”业务门槛低、来钱快，能迅速美化报表。这迫使企业行为短期化，业务杂乱无章，形成亟待清理的“两非”业务。

2026年3月，福建闽侯建投因将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供应链贸易按总额法核算，被通报批评，一次性调减营收8.19亿元。这远非会计差错，而是商业模式与考核导向的双重扭曲。

这背后是国企“双重属性”的现实困境。既要完成市场化考核，又缺乏构建核心产业服务能力的机制。许多企业的沉默暴露了其产业洞察与专业能力的双重空心化。

一些地方国企试图通过贸易“走量”虚增资产。这种虚幻扩张正面临监管利剑。国务院国资委74号文明令严禁虚假贸易，而2026年施行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确立了终身问责制。依赖通道业务粉饰报表，相关责任人面临职业生涯的终极风险。

四流断裂与风控失效：商业实质的全面抽离

“通道业务”最致命的特征是“四流”断裂与风控悬置。真实贸易要求合同、货物、发票、资金“四流合一”，且企业需掌控货权。

而通道业务中，国企作为中间方，往往既不验货也不担风险，仅按指令签合同、开发票、走资金，赚取千分之几的固定费用。

这意味着企业放弃了最核心的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职能。其服务失去了风险定价的基石。其千分之几的通道费，无法被解释为风险对价，实质上是对国家信用的“贴现套现”。

税务“四有”标准与“金税四期”是照妖镜。许多通道公司在此原形毕露。一旦被认定虚开或骗税，后果严重。2025年7月，江西吉水金豪木业有限公司就因虚构出口业务被重罚307.11万元。

监管套利与金融风险：系统性隐患的传导链条

规避监管，实现资金向受限领域违规投放，是核心动因。银行等机构受制于信贷政策，于是通过复杂嵌套交易，使资金曲线流入禁区。

国企供应链公司因国有背景和合规贸易外壳，常被选为关键一环。2025年底多起大宗商品仓单重复质押爆雷事件，将风险传导模式暴露无遗。

相关国资平台以“监管”之名行“背书”之实，为重复融资大开方便之门。国有信用成了风险“加速器”。

这种多层嵌套、权责模糊的结构，极大加剧了金融系统脆弱性。通道方往往试图以“仅提供事务管理”免责，但司法实践已明确其责任。2020年上海金融法院的相关判例，已判决未尽审查义务的通道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25年4月，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77号文，严控虚假交易。

定位迷失与价值空洞：国企使命的根本背离

沉迷于通道业务意味着国企在新时代使命中的严重定位迷失。国企的核心功能应是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产业安全、引领创新。

在供应链领域，理应发挥“链主”作用，纾解中小企业实际困难。然而，通道业务中的国企，非但未创造价值，反而以其国有信用提供“隐形担保”，扭曲资源配置。

部分地方国企的衰落轨迹揭示了通道业务的“慢性毒性”。为追逐规模，其通道业务收入占比畸高，毛利不足1%，伴随实体网络与专业团队萎缩。最终在一次合作方违约中暴露其主业空心化的脆弱本质。

利润应来自卓越的风险管理和真实的产业服务，而非风险的隐匿与资产的虚增。行业的先进实践指明方向。2025年，建行山东省分行创新“脱核链贷”，凭核心企业订单为上游融资。攀钢集团发行市场首批央企供应链票据ABCP，以1.83%低成本注入产业链资金。

这些探索指向同一核心：国企供应链的价值必须重构，从规模虚胖的“通道”，转向基于产业洞察的“枢纽”。

当潮水退去，方知谁在裸泳。通道业务的虚假繁荣无法掩盖其脆弱性与破坏性。它既是扭曲考核的畸形产物，也是监管套利的危险游戏，更是国企使命的集体迷失。

随着终身追责与“全链条”监管构建，此类模式已步入终结。转型意味着考核从“规模”向“质量”的根本转向，组织能力从“融资套利”向“产业深耕”的重构，以及数字化投入以实现穿透式风控。

当“通道业务”之门被彻底关上，决定未来的将不再是规避监管的“技巧”。真正考验在于，剥离所有“通道”与微薄“通道费”后，企业能否凭借对产业的深刻理解与专业能力，在实体经济链条中，找到自身不可替代且坚实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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