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式治理在蘇拉姆總書記時代

📌越南已經經歷了一場“精簡機構”的大手術，精簡與執行力、數據、分權、責任直接掛鉤，旨在縮短決策時間。
在重慶時代，2011-2024年的權力重點是重建政治紀律、整頓黨、反腐敗、維護思想基礎和系統穩定；最大成就就是反腐運動達到“無例外、無禁區”的程度，同時維持“竹子外交”的對外政策，以平衡各大國。
在蘇拉姆總書記時代，重點正轉向國家效能、執行速度、機構精簡、行政空間重構和數據驅動的治理能力建設。
這正是為“越南式技術治理”模型做準備的步伐。這個模型不同於新加坡，因為規模和複雜度大大增加；也不同於中國，因為沒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也不進行全面控制。河內希望建立一個“數據驅動的發展型國家”版本，並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真實互通的數據、與責任相匹配的權限、以及以實績評價官員。
📌技術治理是一種權力組織方式，其決策的合法性更多依賴專業能力、證據、衡量和執行效果，而非依靠群眾情感的動員。領導者設定宏偉目標，專家團隊優化實施方式。市場不再等待“無形之手”，而是由國家集中調控。
因此，技術治理特別適合落後工業化國家。當技術差距大、資源緊張、國際競爭激烈時，增長完全不能依賴天時。國家必須選擇先建什麼基礎設施、哪些行業需要優惠、哪些數據必須標準化，以及哪些官員要對政策未達目標負責。這是新加坡、中國後改革時期，以及部分當前越南的底層邏輯。
📌新加坡是亞洲乃至全球最完美的技術治理範例。“精英治理”從口號轉變為官員選拔和獎勵的機制。
- 新加坡授權PSC在任命、確認、晉升、調動和紀律處分公務員方面具有憲法賦予的角色；控制獎學金和人才公務員。重用人才不僅是道德理念，更是憲法規定。
- 其次是薪酬，新加坡堅持支付足夠高的薪資，以留住公部門有能力的人才，降低貪腐動機。高層領導、公務員和行政精英的薪酬一直居世界前列。這裡的本質不是高薪是技術治理，新加坡願意付出財政代價來購買行政能力並降低腐敗成本。
- 第三是規劃，新加坡不以行政劃分土地，而是用規劃設計整個社會：住房、交通、港口、公共服務和生活空間都在一個系統內。土地不會為短期利益而碎片化。這只有新加坡能做到，因為面積太小，適合集中規劃。
- 最後，新加坡最大的優勢是其極小的面積，較少的地方層級有助於數據標準化、政策協調和責任追究。
📌對於中國來說，技術治理的概念隨時間演變，如果分為兩個階段最為有用。第一階段是由鄧小平推動的發展型技術治理，被研究者描述為“技術治理運動”。中國開始以經濟發展作為合法性標準。領導者不僅需要政治背景，還要懂得工業運作、規劃、吸引投資和促進增長。在地方層面，官員也被推動以GDP、基礎設施項目和工業化速度來競爭。
在習近平時代，中國逐步轉向“控制型技術治理”，管理技能和技術必須與思想、黨紀和信息控制相結合。這與新加坡模式不同，因為中國國土遼闊，內需市場巨大，國家干預經濟會不經意間賦予少數官員過大的權力，如果缺乏思想控制，技術治理很容易成為腐敗的溫床。
📌蘇拉姆總書記上任時，正值越南需要一個能同時解決三個問題的權力中心：官僚機構臃腫、資金審批緩慢、地緣政治競爭使得原有增長空間面臨風險。從2024年底開始，黨的官方語言轉向“精簡強大、效能高、效率佳”，強調建立一個偏向技術治理的政治體系，如新加坡曾經做過的。
- 2024年底，越南開始大幅改革機構：合併多個大部門，精簡部門層級，減少政策處理層次。
- 2025年2月，國會通過縮減機構的計劃（縮減近20%的國家機構）。重點不僅是節省成本，更是提高效率，避免項目卡在審批流程中。
- 2025年6月，越南只剩下34個省級單位，取消中間的縣級層級。
- 電子身份認證和VNeID的推行是技術治理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蘇拉姆總書記任期內，越南擴展了與新加坡的外交合作。在2025年3月11日至13日，蘇拉姆總書記正式訪問新加坡，雙方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一年後，蘇拉姆於2026年5月底再次訪問新加坡，合作內容涵蓋農業貿易、再生能源、科技和人力資源發展。這或許是越南在組織模式和行政區劃結構穩定後，繼續向新加坡學習技術和發展、分配技術人才的時候。
📌李光耀推行技術治理以建設新加坡的黃金時期：
- 二戰後，世界需要一個穩定的東南亞商業中心。
- 新加坡位於亞洲最重要的航運路線上。
- 小規模使得技術治理的國家更易控制、衡量和執行。
-> 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而非空氣中自然生長。
越南沒有這些天時，因此越南式技術治理的前景將取決於改革能否從“形式上的精簡”轉變為“實質上的提效”。已具備有利條件：國家堅決優先增長，清楚認識到緩慢的機構正在削弱經濟對投資、出口和企業信心的依賴。政府也向投資者發出信號，行政改革不會中斷項目審批。
📌改革後最大風險是“轉型成本”：公共資產、裁員造成的失業、舊流程與新流程的重疊，以及新合併單位的運作延遲。
- 成功的情境是越南成功合併後，擴大規劃空間；利用人口數據降低行政成本；用精簡將責任下放到真正執行的人；並用新的評估框架獎勵正確的人。這樣，越南不僅會成為第二個新加坡，還能打造一個新型的發展型國家：開放外資，強化國家調控，但不陷入像中國那樣的全面控制陰影。
- 失敗的情境是省份擴大但規劃無法改善；縣級層級取消但繁瑣手續未減；社區負擔增加但人才流失；官員評價仍是形式主義；企業仍在繁瑣的流程中徘徊。屆時，技術治理只剩空談。
📌韓國和台灣是最成功應用新加坡模式的兩個國家。韓國花了約25年，台灣約30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但技術治理並非萬能鑰匙，過去的失誤教訓仍在：
- 伊朗沙阿時代——現代化技術治理，但失去社會合法性
- 巴西軍政府時代——發展型技術治理，但因1973年油價危機破產
- 馬來西亞陷入國有化汽車（Proton）策略，保護主義削弱研發動力，失去國際競爭力（模仿韓國財閥模式但失敗），本應成為領頭羊的企業反而成為國家負擔
- 埃及穆巴拉克時代——改革失敗，腐敗和利益集團作祟
- 墨西哥PRI時代——金融技術治理在債務和比索匯率危機前束手無策
甚至失敗的教訓比成功的多，成功的國家也只是少數。我們仍面臨許多挑戰，如果能克服，越南將化身為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