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美少女A

我也經歷過類似黃仁勳這樣的事情，被對手抓住莫須有的把柄，添油加醋，利用輿論向我潑髒水，並且在行政和司法程序上向我施加壓力。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對黃仁勳被構陷的事件如此深有共情。
這是我人生中關於政治成熟的最重要課程，我深刻意識到這個世界本質是反智主義的，大眾容易被媒體影響認知，而誰掌握了行政、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暴力機器，誰就能在政治鬥爭中取得勝利。
正確的意見總容易遭致攻擊，因為正確往往是一種冒犯。只在意正確是技術理性的知識分子做派，而在意權力的平衡才是政治理性的態度。
知黑守白，明哲保身。

說實話我認為 Dario 和 Sam 都是反人類者，他們希望透過閉源 AI 建立極權世界，發 UBI 把平民當豬養。
結果他們首先把黃仁勳趕下去了。

你為什麼會覺得 AI 泡沫受挫時，加密貨幣能獨善其身？是基本面更好，還是資金量更足？

黃仁勳被趕出 Nvidia，堪比教父柯里昂遇刺。
一個人的離開，卻是一種秩序的終結。

百感交集。
我對顯示卡本身挺感興趣，也詳細研究過 Nvidia 和 AMD 的企業歷史。Jensen Huang 無疑是 Nividia 能數次前瞻性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必要原因，從遊戲業，到加密貨幣，再到 AI，並行運算晶片總能被 Jensen 壓對下一個時代的風口，並提前做好技術準備。
抓住生活作風問題，利用媒體造勢，渲染未經證實的國家安全與職業道德問題，最終將 Jensen 趕出了 Nvidia。
中美對抗、世界分裂的一個縮影，將這樣被記錄在歷史之中。
在大學時，我也曾是一名理想的自由主義者，相信普世價值，認為天下大同，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後來學習了國際政治和歷史的數個課程，了解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作為，學習了二戰之前的西方歷史與民族主義思潮的起源，漸漸轉變了我的想法——我從一名自由主義者，逐漸接受了現實主義的立場。
而後我來到歐洲學習與生活，不得不感受到隱形的結構性的歧視與隔離，儘管我已經被包裹在最為理想主義的校園裡，我也能體會到人用種族、民族、膚色與文化建立的現實的區隔，這一區隔在課本裡絲毫沒有提及，承認這一區隔是教育所禁止與避免的，但這一區隔卻被迫存在於傲慢與偏見之中。
一個皈依者永遠不能成為「我們」的一員，世界大同只是一場經濟上行時迷離的幻夢。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嫉妒與敵視，不得不存在於民族之間，也不得不存在於民族之內。
我們人類總是樂意為自己貼上諸多標籤，而後排除異己，並將

對黃仁勳的調查是政治性的，老黃如果真的下台，恐怕會是 AI 泡沫崩潰的起點。

里爾克的詩裡，我最喜歡的不是最著名的「誰此時孤獨／便永遠孤獨」，而是「我因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人是依靠風暴而活著的，我一直堅信於此，這風暴或稱之為浪漫，或稱之為宏偉。拖拽我們離開生活的荒誕、平庸與混沌，在激情中向藝術之神獻身。
認出風暴，原來是舊相識嗎？激動如大海，原來大海與我一同潮汐嗎？或者，風暴竟然就是大海本身的造就，我亦是風暴本身嗎？
人所追求之物，正是超越之自我。范德彪的幻夢，浮士德的求索，無不是對自我的超越的追尋。
何時我們竟然意識到自我的局限，以至於陷入無限的抑鬱與狂躁？何時我們竟然認出了風暴，原來是我自身的選擇，於是這一切成為了詩歌與藝術。
我因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里爾克在27歲寫下了這句詩。天才的超越，天才之責任！

這個世界對亞裔尤其是華裔男性太不友好了，洋人在政治上對你有由宣傳製造出的天然歧視和敵意，又因為你是男性，沒有性價值，所以不會因為「紳士風度」而幫助你，哪怕談論 DEI 的時候也從來不包括華裔男性。
華裔男性在身分政治上面臨「雙重失語」：在國外處於結構性歧視的底層，回國了還要被說享受了父權社會的結構性紅利。國內還有這種男性付錢的約會文化，以及彩禮文化，男性被要求承擔經濟成本，卻未必有什麼權利。
女性主義適用於所有人，因為女性（第二性）是一種處境，是一種被社會刻意製造的區隔，至於你究竟是男是女、是黑是白，不是那麼重要。女性主義實際上是在說：社會如何把人劃分成「預設者」和「他者」，再把角色和代價分配給他們。

鼓吹 AI 威脅（主要由 OpenAI 等 AI 巨頭資助）本質上就是當代的禁酒令。
道德君子與黑社會聯合起來，為某一必要商品製造法律門檻，以獲取壟斷的暴利。
有兩種人最支持禁酒令，一種是嚴格的清教徒，另一種是釀造私酒的商人。
新的必要商品一定會掀起某種形式和烈度的產業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為了追求科技進步的必要效率道德，公平就會被忽視，壟斷就會被製造。
選擇你的立場。

馬克斯·韋伯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倒下的。
1897年，他33歲，已經是海德堡大學教授，長期以近乎苛刻的節奏工作。那一年，他因父親對待母親的方式與父親激烈爭吵；不久後父親去世，兩人沒能和解。這個衝突未必能解釋一切，卻成了他精神崩潰前最沉重的打擊。
他一度回到講台，狀態卻沒有真正好起來。焦慮和失眠反覆加重，閱讀、寫作、說話、走路，甚至睡覺都成了煎熬。稍有好轉，又再次惡化；旅行也沒能讓他回到原來的生活。到1903年，他退出了常規教學。
這不是一次戲劇性的倒下，而是一個把自己繃得太緊的人，逐漸失去了繼續工作的能力。後來韋伯重新寫作，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1898年他看了精神科醫生埃米爾·克雷佩林，當時被診斷為「神經衰弱」。
1900年他在療養院住了約四個半月；此後又和妻子 Marianne 去瑞士、義大利、科西嘉等地休養。旅行有時帶來緩解，但並沒有讓病情立刻消失。
1901年他開始重新讀學術書；1902年一度想恢復授課，還是做不到。1903年，他辭去海德堡的正式教授職務，免除常規教學責任，保留名譽教授頭銜。之後他才逐漸恢復穩定的學術活動。
到1904年，他已經能參與創辦並編輯學術期刊，發表方法論論文，也開始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這不等於回到了1890年代那個高強度的教授生活；他主要以私人學者身分工作，後來才逐漸重返公共和學術活動。

如果你是富二代的話，你會做什麼？

民族國家是一個近現代才被發明的概念。
在民族國家被發明之前，大家更熟悉的是帝國和王國——帝國以文明作為國家統一穩定的基礎，如中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王國以血統和王權作為國家統一穩定的基礎，如法蘭克王國、英格蘭王國。
因為民族國家的發明，人們被迫從歷史中尋找「民族性」成立的依據。法蘭西人和德意志人是民族嗎？事實上，對於羅馬帝國而言，他們都屬於「日耳曼人」，即蠻族。上千年的分裂事實（法蘭西更王國化，而德意志更分裂自治）讓兩國各自形成了一些「民族性」。如果西歐的日耳曼地區在歷史上長期是統一的（如果拿破崙的征服勝利的話），那麼現在的西歐將是一個更統一的「民族」。
因為民族國家成為了主流敘事，帝國與文明被拆分解體為弱小的國家。當今世界為數不多的保留帝國和文明特質的政體，只有美國和中國，或許還有俄羅斯。
按照民族國家理念，國家是無限可拆分的，且「民族自決」被認為是在道德上高尚的。布列塔尼、巴斯克、加泰隆尼亞、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等地都有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理去獨立，但這真的有利嗎？
一個統一的帝國，建立於一個統一的文明之上，才能集中力量做到恢弘的大事。數個分裂的小國，儘管名義上是自由的、民主的，卻必然面臨效率上的損失。
爭論民族起源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民族國家就是一個偽概念。誰有能力建立一套文明敘事，並保持帝國的統一和穩定，誰就能屹立於世界之巔。古代的羅馬和中國，現代的美國和中國，都是沿著這一政治思

土耳其這個國家名特別有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的意思。
這就好比印度人把自己的國家稱為昂格魯斯坦，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昂格魯人的土地，然後宣稱所有說英語的國家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
區別在於：昂格魯人太強大了，英國和美國不好蹭；但突厥人不存在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土耳其就借助泛突厥敘事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實際上，土耳其人就是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安納托利亞人，只不過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拿破崙和戴高樂為共和國塑造了強大的國家、共同的國民身分、世俗公共秩序和執行力。
當政府顯得既管不住邊界，也不敢堅持公共規則，普通人就會覺得共和國只要求他們守規矩，卻保護不了他們。
法國人不夠尊重拿破崙和戴高樂的共和傳統，卻自詡為自由民主，對伊斯蘭與非法移民過度寬容，因此付出了代價。
法國失去了「法國性」，於是共和國的立國基礎就失去了。於是政治會變得越來越極端，甚至引入君主制、軍國主義和天主教極端主義。
國家若不能讓人相信共同法律、公民身分和世俗秩序確實適用於所有人，「法國是誰」就會從日常常識變成政治爭奪。君主制、軍國主義、天主教極端主義看似方向不同，卻都在提供一種共和國失去後令人焦慮的東西：更高、更確定的權威來源。
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大革命後，反而是拿破崙的勝利。
法國需要一個拿破崙，未必是君權制，而是一個類似戴高樂那樣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為混亂付出代價、不屈從於暴民的領袖。

野心大於能力，被稱為好高騖遠。
但若野心不大於能力，又怎能被稱為野心？
每個野心家，都是在不死的情況下，等待命運垂青一次。
為此，你得做好反覆嘗試和受挫的準備，以及永遠再來一次的決心。

我得說哲學家是個不錯的交易員，老實說可能是最好的交易員之一。
他只需要改進他的入場、離場、敘事分析、研究流程、關鍵時刻表現、適應能力、倉位大小、直覺、市場停留時間、風險管理、耐心、群組聊天溝通、止損、紀律、模式識別、睡眠時間表、日記記錄、錢包追蹤、工作場所組織、時機掌握、建立信念、知道何時按兵不動，以及對加密貨幣的整體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