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工作組將評估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興通用技術對經濟的影響，為美聯儲的政策判斷提供支持。**三位負責人分別為矽谷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休假任職於Anthropic的Charles I. Jones，以及微軟執行副總裁兼Xbox CEO Asha Sharma。
**2）**Fisher在2016年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演講《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Fed？》中批評，美聯儲的決策和溝通體系形成了「虛假的共識」，削弱了問責制。FOMC聲明往往接近全票通過，但每名委員又匿名提交利率預測點位（點陣圖），並在會外演講中表達不同意見，最終導致只有主席真正對政策結果負責。
Kevin Murphy是芝加哥學派勞動力經濟學的重要代表，長期運用微觀資料和供求框架研究工資不平等、技能溢價、失業、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他是技能需求、工資不平等與大學工資溢價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其與Katz的經典研究《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1992，QJE）奠定了使用勞動力供求框架解釋技能溢價變化的重要基礎。
（四）生產率與就業組：業界參與度突出，長期技術前景偏樂觀
該工作組將**評估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興通用技術對經濟的影響，為美聯儲的政策判斷提供支持。**三位負責人分別為矽谷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休假任職於Anthropic的Charles I. Jones，以及微軟執行副總裁兼Xbox CEO Asha Sharma。
**履歷：**Thomas J. Sargent現任紐約大學William R. Berkley經濟學與商學教授，並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任教。他是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2011年，他因研究宏觀經濟中政策與經濟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與Christopher Sims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履歷：**William R. White是加拿大經濟學家，早年曾在英格蘭銀行任職，隨後在加拿大央行工作22年，並於1988年出任加拿大央行副行長。1994年加入國際清算銀行，1995—2008年擔任BIS經濟顧問兼貨幣與經濟部負責人，之後曾長期擔任經合組織經濟與發展審查委員會主席。White長期研究貨幣政策、信貸擴張、債務累積和金融週期，以較早警示寬鬆貨幣政策可能引發資產泡沫和金融失衡而知名。
美聯儲五大工作組的「大腦」
事項
7月10日，美聯儲主席凱文·沃什任命十多位外部顧問，牽頭新設的五大政策工作組。五大工作組將分別圍繞溝通機制、資產負債表管理、資料採集現代化、人工智慧時代生產率變化以及通膨政策框架展開研究，並於今年底提交工作成果。本期週報將簡要梳理相關顧問的身份背景與過往觀點，以供參考。
核心观点
美聯儲五個政策工作組負責人兼具學術、政策與產業背景，整體並非立場單一的「沃什派」，部分組內還存在明顯分歧。從人員構成及其既往觀點看，工作組可能傾向於弱化確定性利率路徑承諾；重新評估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與結構（即使縮表也要「緩行」）；引入更及時、更細顆粒度的高頻資料，對AI提升生產率持相對積極態度。名單提升了改革的專業可信度，但建議能否轉化為政策，最終或仍取決於其能否獲得FOMC廣泛支持。
報告摘要
一、美聯儲五個工作組的負責人是誰？
綜合梳理見圖表1
（一）溝通組：少承諾具體路徑，多解釋決策機制
**該工作組主要負責審視美聯儲在不確定性環境下如何傳達政策討論過程與決策結果。**三位負責人分別為華盛頓大學福斯特商學院實務教授Peter R. Fisher、巴西央行前行長Arminio Fraga和英國央行前行長Mervyn King。
綜合三人的既有觀點，這一組合整體傾向於弱化長期、精確的利率路徑承諾，轉而強調坦誠披露預測局限，並向公眾解釋政策框架、風險情境及不同條件下的政策反應。換言之，其潛在改革方向或並非單純地「少溝通」，而是少承諾具體路徑、多解釋決策機制。
（二）資產負債表政策組：對擴表的金融穩定效應存在分歧
**該工作組主要負責審查美聯儲當前資產負債表制度的成本、收益及其制度層面的影響。**三位負責人分別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Karen Dynan、印度央行前行長Raghuram Rajan、前美聯儲理事Jeremy Stein。
梳理來看，Rajan與Stein對大規模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金融穩定影響存在明顯分歧。Rajan強調，QE在增加銀行準備金的同時，可能誘導銀行增加未保險存款和企業信用額度等私人流動性承諾，最終形成對央行流動性的依賴；Stein則傾向於支持「大資產負債表」，他認為，央行提供準備金等安全短期資產，可以擠出私人部門的可被擠兌短期負債，從而降低金融脆弱性。
**不過，兩人的觀點並非完全對立。**二者都認為，資產負債表政策會改變私人金融機構行為，因此不能僅以總規模判斷其政策效果。Rajan更側重警示擴表形成流動性依賴後的退出風險，Stein則更強調保留資產負債表的金融穩定功能並優化資產到期結構。
（三）資料組：從總量統計拓展至高頻、微觀與分組資料
**該工作組將提升用於支持美聯儲政策判斷的實體經濟訊號的品質與時效性。**三位負責人分別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沃爾瑪前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Doug McMillon、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Kevin Murphy。
**三人的組合分別涵蓋資料方法、企業實務和經濟解釋。**Chetty擅長利用行政記錄與私人部門大數據建構高頻、細顆粒度指標；McMillon能夠從大型零售企業視角辨識消費、價格、庫存、工資和供應鏈的即時變化；Murphy則長於分析勞動力供求、技能溢價和技術變遷。該組可能推動美聯儲在傳統官方總量統計之外，更系統地使用高頻、微觀和分組資料。
（四）生產率與就業組：業界參與度突出，長期技術前景偏樂觀
**該工作組將評估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興通用技術對經濟的影響，為美聯儲的政策判斷提供支持。**三位負責人分別為矽谷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休假任職於Anthropic的Charles I. Jones，以及微軟執行副總裁兼Xbox CEO Asha Sharma。
**人員構成具有鮮明的產業導向，三人均直接參與AI技術的發展、投資或商業化應用。**Andreessen代表科技投資與技術樂觀主義，Jones雖是研究長期成長的宏觀經濟學家，但目前在AI公司Anthropic任職，Sharma則具有AI平台建設和大型企業營運經驗。
整體來看，Andreessen是技術樂觀主義者，而Jones也偏向於「短期審慎、長期樂觀」的態度。
（五）通膨框架組：學術陣容厚重，或更重視框架的靈活性、可信度與長期視野
**該工作組將重新審視美聯儲對通膨驅動因素的理解方式及應對策略，**其由三位在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領域具有較高影響力的學者和政策思想家組成，包括前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Greg Mankiw，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諾獎得主Thomas Sargent，以及前BIS經濟顧問、C.D. Howe研究所高級研究員William White。
**從近期研究看，三人分別質疑了現行通膨框架的不同環節。**Mankiw反對將2%理解為必須精確實現的2.0%，強調目標區間和政策不確定性；Sargent關注平均通膨目標制能否前後一致執行，以及這種制度是否具有可信度；White則認為只關注近期消費價格穩定並不充分，政策框架還應納入信貸、債務和金融週期。
二、市場怎麼看？
**梳理目前公開的機構觀點，市場對負責人名單的初步評價整體積極。**名單涵蓋知名學者、前央行負責人、政策官員和產業界人士，部分工作組還納入觀點不同的成員，降低了外界對改革缺乏專業性或過度政治化的擔憂。不過，人員品質並不等於改革必然落地，工作組議程、FOMC參與方式和建議進入正式決策的機制仍不明確。
報告正文
一、美聯儲五個工作組的負責人是誰？
（一）溝通組：少承諾具體路徑，多解釋決策機制
**該工作組主要負責審視美聯儲在不確定性環境下如何傳達政策討論過程與決策結果。**三位負責人分別為華盛頓大學福斯特商學院實務教授Peter R. Fisher、巴西央行前行長Arminio Fraga和英國央行前行長Mervyn King。
綜合三人的既有觀點，這一組合整體傾向於弱化長期、精確的利率路徑承諾，轉而強調坦誠披露預測局限，並向公眾解釋政策框架、風險情境及不同條件下的政策反應。換言之，其潛在改革方向或並非單純地「少溝通」，而是少承諾具體路徑、多解釋決策機制。
1、Peter R. Fisher：質疑長期、精確的前瞻指引與點陣圖
**履歷：**Fisher曾負責紐約聯儲公開市場操作，後任美國財政部國內金融事務副部長及BlackRock固定收益業務負責人。相較本工作組其他負責人，他兼具紐約聯儲SOMA管理、財政部國內金融政策執行及貝萊德固定收益投資管理經驗，形成「財政—貨幣—買方」三棲背景，其政策觀察與溝通視角或更貼近市場運作。
觀點：從其過往演講看，Fisher主張央行坦誠溝通經濟與政策前景的不確定性，反對過度依賴確定性利率路徑和點陣圖式的精確指引，強調應更多解釋政策反應函數及判斷調整的條件。
**1）**Fisher在2017年3月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春季會議演講中，**曾明確批評央行前瞻性指引和過度溝通形成的「壞習慣」，主張央行應坦誠面對政策不確定性方能重獲信譽。**他認為，承認替代結果和不確定性，是比給出確定路徑更好的反應函數表達方式。其邏輯在於，央行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可以精確預測的線性世界；政策制定者必須公開承認自身的先驗假設可能錯誤，並說明新證據會在何種條件下促使其修正判斷。與其公布看似精確的長期利率路徑，不如說明替代情境、風險以及面對不同情境時的反應方式。
**2）**Fisher在2016年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演講《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Fed？》中批評，美聯儲的決策和溝通體系形成了「虛假的共識」，削弱了問責制。FOMC聲明往往接近全票通過，但每名委員又匿名提交利率預測點位（點陣圖），並在會外演講中表達不同意見，最終導致只有主席真正對政策結果負責。
2、Arminio Fraga：明確政策目標，解釋框架和通膨回歸路徑
**履歷：**Fraga經歷橫跨央行、學術界和國際金融市場，尤其擅長新興經濟體的通膨治理與政策溝通。其早年曾任巴西央行國際事務主管，隨後於1993—1999年擔任紐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1999—2002年出任巴西央行行長，任內推動浮動匯率和通膨目標制落地，並在多輪外部衝擊下（如阿根廷債務違約、2001年巴西水電危機等）著力恢復政策信譽。2003年，他創辦資產管理機構Gávea Investimentos；此外還曾任巴西證券及衍生品交易所BM&F Bovespa董事長，並為「30人集團」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成員。
**觀點：**Fraga傾向於減少機械式利率路徑承諾，而增強對政策反應函數、供給衝擊和目標回歸期限的解釋。他認為，政策目標應當明確穩定，但實現目標的期限需要根據衝擊性質靈活調整，同時央行必須充分解釋這種調整。
**1）**在巴西央行整理的口述史（2018）中，Fraga回顧1999年巴西從匯率錨轉向浮動匯率和通膨目標制的經歷。他特別強調，當時需要非常謹慎地向公眾解釋新框架如何運行，因為政策有效性高度依賴信譽。實踐中，他領導下的巴西央行強化了幾種溝通工具：公布明確的通膨目標；發布季度《通膨報告》及央行預測；及時公布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紀要；在未達到目標時解釋原因、應對措施和回歸期限；透過媒體及市場溝通解釋新的政策框架。
**2）**2003年，Fraga與他人合著的論文《Inflation Targeting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強調，面對顯著供給衝擊時，應建立一套透明、可對外解釋的政策程序，溝通是建立央行信譽的重要組成部分。
3、Mervyn King：承認根本性不確定性，倡導情境敘事與穩健決策
**履歷：**King於1991年進入英格蘭銀行，歷任首席經濟學家和副行長，2003—2013年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兼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任內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的量化寬鬆。卸任後，他在紐約大學擔任經濟學與法學教授。其研究和著述主要關注貨幣政策、銀行體系、金融危機及「根本性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代表作包括《煉金術的終結》和《根本性不確定性》。
觀點：King質疑精確預測和確定性前瞻指引，主張央行坦誠披露根本性不確定性，以風險情境、經濟敘事和條件式反應函數取代單一路徑承諾。
他的核心觀點主要包括：**1）反對把前瞻指引包裝成確定的利率承諾。**央行不應假裝知道未來利率路徑。**2）央行應該坦誠承認預測能力的邊界。**他認為，許多重要風險無法用穩定的機率分布刻畫，歷史資料和模型也未必適用於發生結構變化後的經濟。**3）用「可解釋的經濟敘事」補充模型預測。**King提出，應以三項內容構成不確定環境下的政策框架：清晰、透明地解釋經濟結構正在怎樣變化；建立允許質疑和修正主流敘事的機制；採用能夠應對多種意外情境的穩健政策準則。
（二）資產負債表政策組：對擴表的金融穩定效應存在分歧
該工作組主要負責審查美聯儲當前資產負債表制度的成本、收益及其制度層面的影響。三位負責人分別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Karen Dynan、印度央行前行長Raghuram Rajan、前美聯儲理事Jeremy Stein。
梳理來看，Rajan與Stein對大規模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金融穩定影響存在明顯分歧。Rajan強調，QE在增加銀行準備金的同時，可能誘導銀行增加未保險存款和企業信用額度等私人流動性承諾，最終形成對央行流動性的依賴；Stein則認為，央行提供準備金等安全短期資產，可以擠出私人部門的可被擠兌短期負債，從而降低金融脆弱性。
不過，兩人的觀點並非完全對立。二者都認為，資產負債表政策會改變私人金融機構行為，因此不能僅以總規模判斷其政策效果。Rajan更側重警示擴表形成流動性依賴後的退出風險，Stein則更強調保留資產負債表的金融穩定功能並優化資產到期結構。
1、Karen Dynan：從家庭、住房與總需求視角評估擴表和縮表影響
**履歷：**Dynan曾在美聯儲理事會工作約17年，歷任研究與統計部門家庭及房地產金融主管、助理主任和高級顧問；2009—2013年擔任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項目副主席兼聯席主任，2014—2017年出任美國財政部經濟政策助理部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其研究主要涉及財政與貨幣政策、家庭消費和資產負債表、房地產金融及經濟統計。
**觀點：**Dynan並未對資產負債表規模和準備金制度提出鮮明的系統性主張，結合其研究背景，她在工作組中可能更側重宏觀需求、實體經濟傳導與資料評估。
2、Raghuram Rajan：審慎使用QE，正視縮表的非對稱風險
**履歷：**Rajan曾於2003—2006年擔任IMF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主任，2013—2016年出任印度儲備銀行行長，並於2015—2016年兼任BIS董事會副主席。Rajan長期研究銀行、公司金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
觀點：Rajan認為，QE會推動銀行增加活期存款、未保險存款和企業信用額度等可隨時兌現的流動性承諾，而這些流動性索取權在QT期間不會隨準備金同步收縮，使金融體系逐漸依賴央行流動性，形成「擴表容易、縮表困難」的棘輪效應。因此，央行應更加審慎、有限地使用QE，並在縮表決策中充分考慮銀行負債結構、或有流動性承諾與金融穩定風險。
**1）QE應當更加克制。①QE可能提高而非降低未來的流動性壓力。**Rajan認為，央行擴表在增加銀行資產端準備金的同時，也會推動銀行增加活期存款、特別是未保險活期存款，並向企業提供更多信用額度。由此，私人部門對銀行的流動性索取權隨準備金共同擴張。因此，表面上更加充裕的準備金並不意味系統淨流動性等比例改善，反而可能累積新的流動性風險。**②大量準備金未必能在危機中順暢流向承壓機構。**即使銀行體系整體準備金充足，準備金也可能集中在少數機構手中。危機發生時，流動性充裕的銀行可能出於風險、監管或自我保護考量囤積準備金，而不是將其提供給承壓機構，導致局部流動性緊張。
**2）但他並不主張快速、激進的縮表。**Rajan認為，由於金融體系已在QE期間形成流動性依賴，QT可能比QE具有更大的金融穩定風險，不能被視為QE的單純逆操作。央行停止QE並轉向QT後，銀行準備金隨之下降，但先前形成的活期存款、未保險存款和企業信用額度不會同步收縮。整個機制可以概括為：QE增加準備金並誘發更多流動性索取權——QT收回準備金但相關索取權未同步下降——金融體系流動性壓力上升——央行被迫再次提供流動性。
3、Jeremy Stein：不必機械縮表，結構調整可能比規模壓降更重要
**履歷：**Stein早年曾在哈佛商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任教，2000年進入哈佛大學經濟系；2009年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高級顧問及國家經濟委員會成員，2012—2014年擔任美聯儲理事。Stein的研究橫跨公司金融、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尤其關注金融中介、短期融資、風險承擔以及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之間的聯繫。他曾任美國金融學會主席，並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
觀點：總體而言，Stein是「大資產負債表」的支持者。他認為，適度規模的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能夠提供公共安全短期資產，減少私人部門發行可被擠兌短期負債的動力，因此具有金融穩定價值；政策重點不應只是追求更小規模，而應優化準備金供給和資產到期結構。
**1）強調大規模安全資產供給的金融穩定收益。**美聯儲的大規模資產負債表不僅是量化寬鬆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也可以在正常利率環境下，透過提供安全、短期、類貨幣資產，抑制私人金融中介過度進行期限轉換（指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短期、可被擠兌負債，為長期或風險資產融資），從而降低金融體系脆弱性。
**2）近期觀點更強調資產結構可能比總規模重要。**2026年，Stein進一步表示，與單純壓縮資產總額相比，將美聯儲資產從長期證券逐步轉向短期國庫券可能更重要。
（三）資料組：從總量統計拓展至高頻、微觀與分組資料
該工作組將**提升用於支持美聯儲政策判斷的實體經濟訊號的品質與時效性。**三位負責人分別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沃爾瑪前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Doug McMillon、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Kevin Murphy。
三人的組合分別涵蓋資料方法、企業實務和經濟解釋。Chetty擅長利用行政記錄與私人部門大數據建構高頻、細顆粒度指標；McMillon能够從大型零售企業視角識別消費、價格、庫存、工資和供應鏈的即時變化；Murphy則長於分析勞動力供求、技能溢價和技術變遷。該組可能推動美聯儲在傳統官方總量統計之外，更系統地使用高頻、微觀和分組資料。
1、Raj Chetty：微觀大數據與即時經濟追蹤專家
Raj Chetty是哈佛大學William A. Ackman經濟學教授，同時擔任Opportunity Insights主任。Opportunity Insights運用大數據研究經濟機會科學，關注如何讓不同背景的兒童獲得更好的成功機會。他長期利用稅務記錄、行政資料和私人部門大數據研究代際流動、就業、教育、住房和經濟機會。疫情期間，他和團隊利用信用卡處理商、薪資服務商、招聘平台和金融服務公司的匿名資料，建立即時經濟追蹤平台，觀測消費、就業、收入、企業營收和招聘等指標，資料通常只滯後約三天，並能按縣、產業、收入群體和企業規模拆分。
2、Doug McMillon：前沃爾瑪總裁兼CEO
Doug McMillon於1984年以小時工身份進入沃爾瑪，2014年2月~2026年1月擔任沃爾瑪總裁兼CEO，任內推動電商、技術、供應鏈和全渠道零售轉型。
3、Kevin Murphy：勞動力供求、技能溢價與人力資本研究的代表性學者
Kevin Murphy是芝加哥學派勞動力經濟學的重要代表，長期運用微觀資料和供求框架研究工資不平等、技能溢價、失業、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他是技能需求、工資不平等與大學工資溢價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其與Katz的經典研究《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1992，QJE）奠定了使用勞動力供求框架解釋技能溢價變化的重要基礎。
（四）生產率與就業組：業界參與度突出，長期技術前景偏樂觀
該工作組將**評估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興通用技術對經濟的影響，為美聯儲的政策判斷提供支持。**三位負責人分別為矽谷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休假任職於Anthropic的Charles I. Jones，以及微軟執行副總裁兼Xbox CEO Asha Sharma。
人員構成具有鮮明的產業導向，三人均直接參與AI技術的發展、投資或商業化應用。Andreessen代表科技投資與技術樂觀主義，Jones雖是研究長期成長的宏觀經濟學家，但目前在AI公司Anthropic任職，Sharma則具有AI平台建設和大型企業營運經驗。
1、Marc Andreessen：技術樂觀主義的代表性矽谷風投家
**履歷：**Andreessen是美國科技創業者和風險投資人，現為矽谷風投機構Andreessen Horowitz（a16z）聯合創始人兼普通合夥人。他在大學期間參與開發早期主流網頁瀏覽器Mosaic，隨後聯合創辦Netscape，成為互聯網商業化浪潮的代表人物；此後又創辦雲端運算和軟體公司Loudcloud，後更名為Opsware並出售給惠普。2009年，他與Ben Horowitz創立a16z，長期投資軟體、互聯網、加密貨幣和人工智慧企業。
**觀點：**Andreessen是明確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他認為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長期將提高工資、創造新產業和新工作，而不是永久性減少就業。他對AI發展的政策傾向是加速而非限制。同時，他也是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公開支持者。
2、Charles I. Jones：短期受「薄弱環節」制約，長期AI可能顯著加速成長
**履歷：**Jones是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長期經濟成長、生產率、創新與技術進步，現暫時離開史丹福，在人工智慧公司Anthropic任職。
**觀點：**Jones對AI的經濟影響持「短期審慎、長期樂觀」的判斷。短期內，AI主要自動化部分任務，生產率提升仍受人類決策、組織調整和物理世界等「薄弱環節」制約，就業影響也更多表現為任務重組與職業分化；長期看，如果AI逐步涵蓋研發及絕大多數認知和實體任務，自動化與創新可能形成正回饋，推動生產率乃至經濟增速顯著上升。
**1）AI自動化智能有可能顯著加速經濟成長。**儘管美國人均GDP成長率在過去150年大致穩定在每年2%，但如果AI最終自動化大多數人類任務，成長率可能顯著上升，甚至超過每年5%。
**2）但生產率躍升可能比技術樂觀主義者預期得慢。**經濟生產由許多互補任務組成，整體產出常常受限於最慢、最難自動化的環節（weak links）。因此，AI的宏觀收益在未來一二十年內可能相對溫和，只有當絕大多數關鍵環節都被自動化後，成長才可能顯著加速。
**3）AI替代的是任務，不必然立即消滅整個職業。**職業是不同任務的組合。AI自動化其中一些任務，可能提高勞動者完成其餘任務的效率，反而增加其生產率和工資；只有當一個職業包含的絕大多數任務都能被機器以低成本完成時，該職業才會面臨全面替代。因此，他不贊同簡單推導「AI進步必然導致近期大規模失業」。
**4）長期風險更多體現在職業轉換和收入分配。**部分勞動者的工資和就業仍可能受到衝擊，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可能下降。即使AI令經濟總量大幅成長，收益也未必自然平均分配，最終可能轉化為財富集中、職業轉型和再分配問題。
3、Asha Sharma：聚焦AI規模化落地與生產率轉化的科技企業高管
**履歷：**現任微軟執行副總裁兼Xbox CEO，是一位橫跨AI平台產品、互聯網業務營運與零售科技的企業高管。她曾任微軟CoreAI產品負責人，統籌Azure AI Foundry、Azure OpenAI Service及智能體開發工具等核心AI平台；此前曾任Instacart首席營運官，任內公司完成IPO，並曾在Meta擔任產品副總裁，負責Messenger、Instagram Direct等產品。她目前還擔任Home Depot與Coupang董事，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從宏觀研究視角看，她主要代表企業AI規模化部署與產業生產率轉化的一線實踐視角。
**觀點：**Sharma尚未公開系統論述AI對宏觀生產率和就業的影響。結合其AI平台建設與企業營運經歷，她在工作組中更可能提供AI規模化部署、工作流程改造及生產率轉化的一線經驗；其公開表態強調技術與人類創造力的結合，但尚不足以據此判斷她對AI就業替代的整體立場。
（五）通膨框架組：學術陣容厚重，或更重視框架的靈活性、可信度與長期視野
該工作組將重新審視美聯儲對通膨驅動因素的理解方式及應對策略，其由三位在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領域具有較高影響力的學者和政策思想家組成，包括前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Greg Mankiw，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諾獎得主Thomas Sargent，以及前BIS經濟顧問、C.D. Howe研究所高級研究員William White。
**從近期研究看，三人分別質疑了現行通膨框架的不同環節。**Mankiw反對將2%理解為必須精確實現的2.0%，強調目標區間和政策不確定性；Sargent關注平均通膨目標制能否前後一致執行，以及這種制度是否具有可信度；White則認為只關注近期消費價格穩定並不充分，政策框架還應納入信貸、債務和金融週期。
1、Greg Mankiw：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家，強調價格黏性與衝擊識別
**履歷：**現任哈佛大學Robert M. Beren經濟學教授，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他曾於2003—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其著作《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是全球廣泛使用的經濟學教材。
**觀點：**Mankiw屬於新凱恩斯主義框架，重視價格黏性，強調衝擊差異，區分需求型與供給型通膨，以及貨幣政策面對不同衝擊時的權衡。**近年來，Mankiw對機械追求2.0%提出了最直接的批評，認為央行應避免過度精確的通膨目標。**相比「2.0%」，更寬泛的「2%」或區間目標更符合政策控制能力的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學需要保留菲利普斯曲線等核心理論框架，但也必須承認這些工具在現實預測和政策操作中的局限；需要重新關注貨幣總量，同時減少對單一模型和精確目標的迷信。
2、Thomas Sargent：理性預期與政策可信度理論的重要奠基者
**履歷：**Thomas J. Sargent現任紐約大學William R. Berkley經濟學與商學教授，並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任教。他是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2011年，他因研究宏觀經濟中政策與經濟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與Christopher Sims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觀點：**Sargent強調理性預期與政策制度的可信度。公眾會根據未來完整的財政—貨幣政策安排調整行為，**治理通膨不能只依賴臨時加息，而需要可信、可持續的政策制度轉變；**若財政路徑不配合，貨幣緊縮的長期效果也可能受到削弱。
3、William White：不應只盯價格穩定，應將金融週期納入政策框架
**履歷：**William R. White是加拿大經濟學家，早年曾在英格蘭銀行任職，隨後在加拿大央行工作22年，並於1988年出任加拿大央行副行長。1994年加入國際清算銀行，1995—2008年擔任BIS經濟顧問兼貨幣與經濟部負責人，之後曾長期擔任經合組織經濟與發展審查委員會主席。White長期研究貨幣政策、信貸擴張、債務累積和金融週期，以較早警示寬鬆貨幣政策可能引發資產泡沫和金融失衡而知名。
**觀點：**White長期批評傳統貨幣政策框架過度關注近期消費價格通膨和短期產出穩定，而對信貸擴張、債務累積、資產價格與金融週期重視不足。
**1）低通膨並不意味著金融風險沒有累積。**White在《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中明確指出，歷史上許多嚴重金融危機發生前並沒有明顯通膨壓力，因此消費價格穩定不足以確保宏觀經濟穩定。
**2）應關注信貸、債務、資產價格和金融週期。**White認為，金融繁榮—崩潰週期可能由信貸和資產價格相互強化推動，央行不能只等金融失衡破裂後再「清理」，而應關注風險的前期累積。其2023年發表的論文明確主張，央行應從「短期通膨控制者」轉向「金融週期和系統穩定的守護者」，更多關注信貸和債務成長。
二、市場怎麼看？
**梳理目前公開的機構觀點，市場對負責人名單的初步評價整體積極。**名單涵蓋知名學者、前央行負責人、政策官員和產業界人士，部分工作組還納入觀點不同的成員，降低了外界對改革缺乏專業性或過度政治化的擔憂。不過，人員品質並不等於改革必然落地，工作組議程、FOMC參與方式和建議進入正式決策的機制仍不明確。
**第一，名單增強了改革的專業可信度，但並未繞開FOMC的內部共識約束。**1）Evercore ISI的Krishna Guha將其評價為「嚴肅且大體均衡」的組合，認為市場、美聯儲員工和FOMC都會認真對待，是Warsh推進改革的良好開端；但重大制度變化通常需要FOMC接近一致支持，現任委員不會簡單照單全收。2）Renaissance Macro的Neil Dutta也認為，這批「嚴肅且受人尊重的專業人士」有助於提升Warsh在同僚中的信譽，不過，其中部分成員確實傾向於認同Warsh對大規模資產負債表和過度前瞻指引的質疑。
**第二，外部專家主導是一項明顯的程序創新，但研究成果能否轉化為政策仍取決於FOMC。**JPMorgan首席美國經濟學家Michael Feroli提出，工作組可能推動「制度變革」，也可能只是重新討論溝通、資產負債表和通膨框架等既有問題；此前美聯儲的溝通改革也曾因內部分歧而停滯。
**從歷史比較看，**此次框架審查在組織方式上確有明顯變化。2012年美聯儲正式確立2%的長期通膨目標，主要由FOMC內部溝通小組推動；2019—2020年和2025年的兩輪框架評估，則採取「聯儲系統內部組織和FOMC決策，同時吸收公眾及外部學術意見」的模式，均包括Fed Listens公眾活動、學術研究會議、聯儲員工分析和FOMC內部討論。**相比之下，**Warsh此次將五個工作組交由外部專家聯合牽頭，美聯儲員工提供支持，並要求其獨立運作、遵循證據和提供坦率回饋。
本文來源：一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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