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之後：美聯儲大師時代終結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6月22日在華盛頓家中去世，享年100歲。他活滿了整個“美國世紀”，也幾乎完整見證了現代美聯儲從一個主要調節短期利率的機構，變成擁有龐大資產負債表、深度介入金融體系穩定，並被捲入政治權力鬥爭中心的超級機構。

20世紀70年代，格林斯潘曾在福特總統任內出任總統經濟顧問。格林斯潘從1987年到2006年執掌美聯儲，任期跨越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四任總統。他曾被視為冷戰後美國資本主義勝利敘事的化身：樂觀、親市場、迷戀技術進步、厭惡監管、相信金融機構會出於自身利益約束風險。他是非常成功的反通脹央行行長。他繼承了沃爾克的反通脹遺產，並把它轉化為穩定預期的制度能力。

格林斯潘帶領美國經濟穿越1987年股災、1990年-1991年經濟衰退、墨西哥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危機、網路泡沫破裂和“9·11”衝擊。他推動美聯儲走向更公開的溝通機制，使央行從神祕機構逐漸變成現代預期管理機器。

全球經濟和金融圈在格林斯潘逝世之際回望他的一生，相當一部分人對《財經》表示，他算得上美聯儲最成功的掌舵人，他的巔峰時刻，美國經濟低通脹、低失業、高增長，聯邦政府甚至出現預算盈餘。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經濟處於長期繁榮之中，格林斯潘的聲望也達到頂峰。那時，他的只言片語都可能被市場反覆解讀，並迅速轉化為股價的大幅漲跌。

華爾街把他稱為“美聯儲大師”，格林斯潘的謝幕，也像是為一個時代合上了最後一頁：那個相信市場自我修復、相信聰明的技術官僚可以駕馭資本主義波動、相信低通脹足以證明制度優越性的時代，最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被迫接受審判。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的遺產被重新打開。人們發現，他不只是繁榮時期的守護者，也是金融化時代風險積累的見證者、放任者，甚至某種意義上的制度設計者。

我眼中的格林斯潘

在一次陰差陽錯的見面中，我見到了格林斯潘。本來對格林斯潘的專訪安排在2018 年7月6 日晚，當天他臨時推遲到7月11日。在一系列巧合後， 6日晚我提前見到了格林斯潘，並有機會和他近距離接觸，而那一天，中美間貿易戰正式開打。

格林斯潘走進來，並沒有製造什麼響動，但空氣中的氣流好像突然發生了變化。那一刻，他正有些艱難地要坐下來，他的身體前探，幅度很大，幾乎要折成九十度——那一年，格林斯潘已經92歲了。歲月壓彎了他的身體，卻無法抹去他身上那種強烈的辨識度。他依舊戴著那副厚厚的眼鏡，鏡片後面的面孔，在美國乃至更廣闊的世界，曾像電影明星一樣為人熟知。我幾乎第一眼就認出了他，那張臉仍然屬於那個在任何時代，都算得上最廣為人知的經濟學家，格林斯潘。

在那個時間節點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美貿易戰變成了一個繞不開的節點。各國加強了對技術和知識產權主導地位的爭奪，也加強了對製造業、對貿易競爭力和影響力的爭奪，這導致全球性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最後升級為貿易戰。格林斯潘願意解讀中美貿易戰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紋理。他十指相扣，言辭謹慎，娓娓道來。他說，美國和中國主導著全球商品貿易流動和服務貿易餘額，在當時的關稅戰中，沒有所謂的贏家或輸家。他說，“我們的關稅之戰、貿易之戰，所謂的贏家，在自身的生產者身上也會有稅種產生，因此它最終會回到一個基本點，即增加關稅。這個關稅本身會回到自己國家的人民身上。”

後來我再次見到格林斯潘，民粹主義已經席捲美國大陸，西歐國家也未能幸免。我們談話的話題也圍繞著不斷擴散的民粹主義展開。在格林斯潘看來，民粹主義是一種哲學思潮，但不同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民粹主義並不是固定的，或者在哲學上並不是非常穩定的一種思潮。民粹主義實際上是對幫助的一個需求、對幫助的一個呼喊。

格林斯潘告訴我，民粹主義並不是理性分析就能幫助我們理解的，而且我們也很難去捕捉到問題的核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認這是非常不尋常的現象，是這個時代出現的根本性的變化。當政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周期性的民粹主義會出現。

在多次與格林斯潘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有一種獨特的對美國經濟的洞察力。他不僅關注宏觀層面的抽象概念，更對經濟數據中最晦澀難懂的細節懷有永不滿足的好奇心，而這一特質貫穿一生，哪怕是見到如我這樣一個報導經濟的記者，他也會詢問我的看法。

這也讓我有機會看到格林斯潘真正的複雜性：他既不是一個失敗的央行行長，也不是一個被神化後又被推倒的偶像。他更準確的身份，是美國晚期資本主義中“技術官僚信仰”的最高代表。他真誠地相信美國經濟的真正動力來自市場競爭、技術進步與創造性破壞。他所代表的技術官僚時代，有三個核心信念。第一，獨立央行能夠比政客更理性地管理經濟。第二，自由市場雖然會波動，但整體比政府更有效率。第三，只要通脹受控，經濟體系就沒有根本性危險。他證明了技術官僚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成功管理通脹、危機和預期；也證明了當技術官僚把市場自律誤認為金融穩定時，成功本身會成為下一場災難的前提。

那段時間，格林斯潘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他與人合著的《繁榮與衰退》一書中。他曾給我看過自己的日程表。倘若不知道那是一位九十多歲老人的安排，我覺得大多數人可能都誤以為那是某個正值盛年的企業CEO（首席執行官）的工作日程：會議、訪談、閱讀、修改、討論，密密麻麻，幾乎沒有空白。即便如此，在這張日理萬機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位置始終留給《繁榮與衰退》的寫作。對晚年的格林斯潘而言這本書至關重要，他試圖把自己一生所信奉、推動，並在某種程度上也被其反噬的美國資本主義邏輯，重新放回美國經濟史的長河中加以解釋。

《繁榮與衰退》沿著美國經濟發展的時間脈絡展開，追問每一個歷史階段真正推動美國經濟擴張的社會力量，那些隱藏在增長背後的制度結構、人口流動、技術革新、市場擴張與社會衝突。無論是內戰前南方奴隸制在美國財富積累中的作用，羅斯福新政對市場秩序與國家能力的重塑，還是全球化對普通勞動者、社區與政治認同造成的劇烈衝擊，書中都呈現出一種罕見的歷史張力：美國的繁榮從來不是線性進步的結果，而是在創造、擴張、破壞與重組之間反覆形成的。

格林斯潘眼中的美國崛起，源於它曾經擁有一種罕見的能力：在破壞中重新生成，在混亂中重新組織，在痛苦中繼續相信未來。因帕金森病併發症離世後，格林斯潘留給美國的問題是，這種能力是否仍然存在？現代資本主義究竟需要多少自由，才足以保持創新？又需要多少約束，才不至於讓創新變成危機？央行究竟應當只管通脹和就業，還是必須主動管金融穩定？市場的自利究竟何時產生秩序，何時製造災難？

格林斯潘的一生，正是這組問題的濃縮。他從爵士樂手變成經濟預測家，從安·蘭德的自由市場信徒變成世界最有權力的央行行長；他在美國資本主義最光輝的時刻被神化，又在金融危機之後被重新審判。

從爵士樂手到數據占卜者

格林斯潘1926年出生於紐約一個猶太家庭。父母離異後，他由母親在曼哈頓華盛頓高地撫養長大。少年時代，格林斯潘與經濟學交集不多，他的激情都給了音樂。他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單簧管和薩克斯管，後來在紐約夜總會和搖擺樂隊中演奏爵士樂。爵士樂強調即興、節奏感和對複雜結構的直覺把握，也許是這些音樂元素對格林斯潘後來的政策風格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他很少像教科書模型那樣僵硬。他不迷信公式，偏好從大量細碎、冷僻，甚至看似邊緣的數據中捕捉經濟轉向。他翻閱圖書館資料，挖掘自內戰以來鐵路貨運裝載量以及短絨棉價格走勢的數據。他曾說，自己寧願沉浸在銅礦、鐵路貨運和庫存數據之中，也不願讀小說。這種對微觀數據的迷戀，後來成為他區別於學院派經濟學家的核心特徵。

他曾考入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單簧管與薩克斯管演奏，但枯燥的訓練讓他輟學離校，穿梭於紐約時報廣場附近的夜總會，成為一名職業爵士樂手，在煙霧繚繞的舞台上吹奏著屬於那個時代的迷惘與激情。然而，音樂夢終究在現實面前褪色，他轉而進入紐約大學，潛心攻讀經濟學。當時許多學生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著迷，其思想正革命性地改變這一學科。格林斯潘卻宣稱自己對經濟政策不感興趣，更願意專注於技術層面的挑戰。他先後獲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完成了從藝術家到理性主義者的第一次蜕變。

他的職業聲譽最初來自私人部門預測。20世紀50年代，他創辦經濟諮詢公司，為美孚石油、美國鋁業等大企業提供分析。他不是靠宏大理論成名，而是靠一種冷靜、精密、近乎偵探式的判斷：哪裡出現庫存失衡，哪裡出現價格扭曲，哪裡出現生產與需求之間的不匹配。他後來寫道，預測不是預言未來，而是推演當下各種失衡最終如何解決。這句話幾乎可以概括他的政策哲學。

格林斯潘不是凱恩斯主義意義上的宏觀工程師，也不是純粹的貨幣規則派。他更像一個資本主義系統的聽診者，相信只要足夠理解市場內部的信號，就可以在不過度干預的情況下，讓系統自行修正。

這也解釋了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對格林斯潘的深層影響。20世紀50年代，格林斯潘經由第一任妻子介紹，進入蘭德位於曼哈頓的思想圈子。每逢周六夜晚，這群後來被稱為“集體”的年輕信徒和知識分子聚在蘭德的公寓裡，朗讀、爭辯、討論《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稿。在這裡他獲得了一種道德框架：資本主義不只是有效率的制度，而且是道德上正當的制度；理性的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通過自願交換與市場競爭，反而能夠形成一種自發秩序。

這種觀念後來並沒有以蘭德式的文學激情直接進入格林斯潘的政策語言，而是被轉換成一種更冷靜、更技術化的中央銀行判斷：市場參與者會出於自身利益控制風險，金融機構會保護自己的股東權益，企業會珍惜聲譽，交易對手會彼此監督，市場紀律會懲罰過度冒險者。正是在這一點上，蘭德的哲學影子延伸到了格林斯潘的監管哲學深處。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他才在國會承認，自己曾過度相信這一機制，並在這個支撐其世界觀的模型中發現了“缺陷”。

這套信念在繁榮年代看似深刻，在危機年代則顯得危險。它讓格林斯潘能夠抵抗政治壓力、相信市場活力；也讓他在面對金融創新、衍生品和次貸擴張時，嚴重低估了自利行為如何在槓桿和證券化機器中變成系統性風險。

政治動物與央行獨立

格林斯潘雖然常被描繪成冷靜的經濟技術官僚，但他從來不是遠離政治的人。他曾為尼克松1968年總統競選擔任政策顧問，後來在福特政府出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正深陷滯脹、水門事件和能源危機，這段經歷讓他明白：經濟政策從來不是純粹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合法性、市場信心和制度權威之間的平衡術。

1987年，里根任命格林斯潘接替保羅·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已經用極高利率打斷了20世紀70年代的通脹螺旋，也為美聯儲贏得了現代意義上的反通脹信譽。格林斯潘繼承的，正是這個信譽資產。他不需要像沃爾克那樣用殘酷衰退證明央行決心；他的任務是把反通脹信譽轉化為一種更細膩的宏觀管理能力。

上任僅兩個月，他就遭遇“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單日暴跌22.6%，全球市場陷入恐慌。格林斯潘迅速向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並發布簡短聲明，承諾美聯儲將作為流動性來源支持金融體系。這次行動穩定了市場，也奠定了他此後近二十年的基本形象：當系統性恐慌出現時，格林斯潘會出手。

他在危急時刻建立起來的流動性托底機制，後來被市場稱為“格林斯潘看跌期權”。其核心並不是美聯儲會阻止一切投機，而是當投機泡沫破裂並可能危及金融體系時，央行會出手提供流動性保護。於是，市場逐漸形成一種穩定預期：資產價格可以大幅波動，風險可以不斷累積，一旦跌勢威脅系統穩定，美聯儲終將入場托底。

從短期看，這是一種高超的危機管理。它安撫恐慌，阻斷傳染，避免局部崩塌演變為系統性災難。但從長期看，它也悄然改變了市場的風險定價邏輯：投資者開始相信，極端下跌並不完全由自己承擔，尾部風險因此被低估，槓桿和冒險也更容易被合理化。格林斯潘的成功，正是在這裡埋下了未來反噬的種子。

他的政治敏感同樣出色。在國會作證時，他善於用極其晦澀的語言避免被市場或政客抓住把柄。他曾開玩笑說，如果你覺得我說清楚了，那你一定誤解了我的意思。這種“格林斯潘式語言”既是個人風格，也是制度策略：央行需要影響市場預期，又不能把自己鎖死在某一句話裡；需要對國會負責，又不能被國會牽著走。

更重要的是，他在兩黨之間維持了罕見的影響力。老布什曾因1992年敗選怨恨他沒有更快降息；克林頓卻與他形成默契，接受削減赤字、維持財政紀律的路線。到小布什時期，格林斯潘又支持大規模減稅，招致民主黨批評，認為他背叛了自己關於赤字的原則。嚴格地說，他不是遠離政治的技術官僚，而是最懂政治的技術官僚。格林斯潘的權力不只來自美聯儲主席的職位，也來自他對華盛頓政治節奏的理解。他一方面維護央行獨立，另一方面又頻繁介入稅收、赤字、社保和金融監管等本不完全屬於央行職責的議題。

格林斯潘去世時，美聯儲早已不是他上任時的美聯儲。它經歷了量化寬鬆、零利率、疫情救助、通脹回潮和政治攻擊。它的資產負債表膨脹到格林斯潘時代難以想像的規模，它的每一次決策都牽動全球資本流動，也越來越直接面對總統、國會、市場和公眾輿論的夾擊。

格林斯潘晚年仍在捍衛美聯儲獨立。2026年，當圍繞美聯儲前主席鮑威爾的刑事調查引發對央行獨立性的擔憂時，格林斯潘與其他前美聯儲和財政部高官一道發聲，警告不能用司法壓力破壞貨幣政策獨立性。

軟著陸神話的誕生

格林斯潘會成為人們眼中的“大師”是1994年。

當時美國經濟正在復甦，通脹尚未真正失控，但格林斯潘判斷，如果等到通脹已經顯性化再行動，就太晚了。於是美聯儲啟動預防性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3%一路提高到6%。這輪緊縮包括多次加息，其中既有50個基點，也有一次罕見的75個基點。利率快速上行引發市場震盪，甚至導致加州橙縣破產。

但從宏觀結果看，格林斯潘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在通脹預期尚未失控之前先發制人，在經濟明顯降溫後又及時停止緊縮並轉向降息。美國經濟沒有陷入深度衰退，隨後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半段的高增長、低通脹繁榮期。這次經驗強化了格林斯潘的政策自信，也強化了市場對他的信任。他似乎找到了一種央行治理資本主義周期的新方法：不機械遵循規則，而是根據數據和預期相機決策；不被單月波動牽著走，而是判斷經濟結構性變化；不讓市場完全看透央行，卻讓市場相信央行最終會穩定局面。

20世紀90年代後期，格林斯潘最重要的判斷是生產率革命。技術進步、全球競爭、供應鏈擴張和企業管理改造，似乎使美國經濟能夠在更低通脹壓力下創造更多產出和就業。傳統模型會認為失業率降到某個水平後必然引發工資—價格螺旋，但格林斯潘認為，技術進步提高了潛在增長率，也改變了通脹機制。

事實一度證明他是對的。美國經濟創造數以百萬計的新就業崗位，失業率一度降至4%以下，股市繁榮，企業以較低利率融資，消費者享受低通脹和財富效應。格林斯潘不只是管理了經濟週期，他似乎重新定義了週期。

這也是“技術官僚無所不能”神話的頂點。人們相信，經濟學家終於學會了如何馴服通脹，如何應對危機，如何讓市場自由與宏觀穩定並存。美聯儲不再只是“拿走酒會酒杯”的保守機構，而成了美國繁榮敘事的中央控制室。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的一場晚宴上首次抛出“非理性繁榮”這個詞，試圖警告當時股市的估值過高。然而，諷刺的是，這句警告不僅沒有讓市場降溫，反而被華爾街解讀為“央行行長在關注市場，但暫時不會加息”。隨後，美股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繼續狂飆突進，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真正的“非理性繁榮”。對格林斯潘來說，看見泡沫與處理泡沫是兩回事。格林斯潘的基本立場是，央行很難在泡沫破裂前確認泡沫，更難在不傷害實體經濟的情況下刺破泡沫。因此，與其主動打壓資產價格，不如在泡沫破裂後清理殘局。

這個思路在網路泡沫破裂後似乎有效。2000年科技股崩盤，2001年經濟衰退，再加上“9·11”恐怖襲擊，美聯儲大幅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最終降至1%的歷史低位。美國經濟很快恢復，金融系統沒有崩潰。格林斯潘再次證明，他能夠在危機後提供流動性，阻止衰退深化。

但這一次，低利率沒有只是修復經濟，也在重塑風險偏好。廉價資金、全球儲蓄過剩、住房金融創新、抵押貸款證券化和評級機構的高評級機器結合起來，推動美國樓市進入更危險的泡沫。低通脹不再意味著低風險，宏觀穩定反而讓投資者更敢加槓桿。這是格林斯潘時代最深層的悖論：央行越成功地壓低通脹、平滑週期、穩定預期，市場越容易相信災難不會發生；市場越相信央行會在危機中救場，金融機構越容易把風險外包給系統。

格林斯潘沒有敗於傳統意義上的通脹管理，而倒在一個更現代的問題面前：價格穩定並不等於金融穩定。消費者價格指數可以溫和，資產價格卻可以瘋狂；經濟增長可以平穩，資產負債表卻可以脆弱；單個金融機構都聲稱自己在管理風險，整個系統卻在積累同一種風險。

自由市場信仰的代價

如果說利率政策仍有爭論空間，那麼監管遺產是最難為格林斯潘辯護的部分。格林斯潘長期相信，金融機構有自利動機保護股東，有聲譽動機避免不道德行為，市場比政府更能發現和懲罰冒險者。這種信念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美國金融監管的方向。他支持金融混業經營的放鬆，對衍生品監管持強烈懷疑態度，也反對對金融創新施加過早約束。

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已經顯示，複雜金融工具、槓桿和高度關聯的交易策略可能威脅整個華爾街。但格林斯潘並沒有因此轉向更強監管。相反，他與克林頓政府的羅伯特·魯賓、勞倫斯·薩默斯一道，反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布魯克斯利·博恩加強衍生品透明度和資本緩衝的努力。後來，他們被《時代》雜誌稱為“拯救世界委員會”。這個稱號在當時是讚譽，在2008年之後則帶有強烈諷刺意味。

次貸市場同樣如此。美聯儲擁有制定住房抵押貸款規則的重要權力，但在高風險貸款擴張初期，並沒有充分使用這些工具。對掠奪性貸款、次級貸款、可調整利率貸款和無充分收入驗證貸款的監管反應明顯滯後。華爾街則用證券化技術，把可疑抵押貸款打包成高評級證券，出售給全球投資者。風險被分散了，也被隱藏了；被轉移了，也被放大了。

格林斯潘也知道住房市場存在危險。他曾擔心房利美和房地美，也關注資產價格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但他始終更害怕政府過度干預市場，而不是市場內部槓桿失控。他相信泡沫難以識別，相信金融機構會自我約束，相信創新總體提高效率。正是在這些信念共同作用下，金融體系獲得了太多自由，卻缺乏足夠約束。

2008年10月，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格林斯潘回到國會作證。彼時雷曼兄弟已經破產五周，AIG被國有化，TARP救助計畫剛剛通過，道瓊斯指數正在從14000點向7000點墜落，道瓊斯指數從高點急墜。身後是美國金融體系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崩潰。國會議員問他：你做了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導致了這一切？

他的開場白後來被無數次引用。格林斯潘說：“那些指望放貸機構會出於自身利益保護股東權益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正處於一種震驚的難以置信之中。”他還承認，“整個現代風險管理的智識大廈，在去年夏天已經崩塌。”他將這場危機稱為“百年一遇的信貸海嘯”，並表示幾乎沒有人真正預見到它的到來。

格林斯潘承認，自己長期相信金融機構會出於自利約束風險、保護股東和聲譽；但危機證明，這套關於市場自我監管的判斷存在致命缺陷。那個曾經最堅定相信市場理性的的人，在危機面前不得不承認：他賴以理解金融世界的模型，已經被現實擊穿。

晚年的格林斯潘承認恐懼、狂熱和“動物精神”會顛覆理性模型，但仍然捍衛自由市場體制。他認為危機並不能證明政府比市場更聰明，只能證明市場也會犯錯。批評者則認為，這種辯護回避了問題核心：當市場錯誤能夠摧毀整個經濟時，政府不能只在崩塌後救火。

但他也留下了一個更危險的遺產：將市場價格信號誤認為風險約束機制，將低通脹誤認為宏觀健康，將金融創新誤認為風險分散，將央行救市能力誤認為制度韌性。金融危機說明，現代資本主義最大的風險不一定表現為消費品通脹，而可能表現為資產泡沫、期限錯配、影子銀行、評級幻覺和系統性槓桿。央行如果只盯著通脹，就可能在價格穩定的表面下放任金融火山積壓壓力。

2006年格林斯潘告別美聯儲時，只帶走了一件特殊的紀念品——央行那間寬敞的董事會議室裡，曾屬於他的那把椅子。如今，隨著椅子的主人轉身離去，“大師時代”的最後一道餘暉，也隨之悄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