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他不仅想探究事物的深处，他自己就在深处

說到二十世紀文學，最有閱讀障礙的是卡夫卡的作品。按說，好作品都是有障礙的，但卡夫卡設置的障礙是高山上的無氧地帶。對於讀者，他筆下的每一個情景，每一個細節，甚至每一句話都出人意料，擊中心靈。這個敏感的人喜歡把一切都變成困境，表達出事物的“不可能”。通往卡夫卡的道路有許多條，有一條就是他本人，將他自己視作其作品中的角色，無論這角色是甲蟲還是老鼠。正是由於此，了解卡夫卡的生平才顯得異常重要。

在眾多卡夫卡傳記中，德國學者萊納·施塔赫的《卡夫卡傳》三部曲費時十八年，引用了最新的一手材料。《卡夫卡傳：領悟之年》是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講述卡夫卡1916年至1924年生命中最後九年的經歷。在讀者印象中，卡夫卡的生平十分簡單，作為一個德語猶太人，一輩子生活在布拉格，在勞工事故保險局當職員，業餘時間寫作，這樣的經歷似乎毫無故事可言。然而，施塔赫這部詳盡、細膩的傳記卻還原了卡夫卡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得以一窺他的內心世界和生存困境。

就藝術性而言，讀者可以將這部傳記當作一部小說讀，主人公是卡夫卡。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3日專題《卡夫卡的領悟之年：你完全可以離開籠子》B02-03版。

B01「主題」卡夫卡的領悟之年：你完全可以離開籠子

B02-03「主題」卡夫卡：他不僅想探究事物的深處，他就在深處

B04-05「主題」卡夫卡：偌大的城市，你卻找不到一個棲身之處

B06-07「歷史」《今日向長安》：浮華與塵埃之下的唐代長安

B08「中文學術書摘」科技倫理文摘一則

撰文丨景凱旋

《卡夫卡傳：領悟之年·1916-1924》

作者：萊納·施塔赫

譯者：黃雪媛　程衛平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

2026年1月

歷史的轉捩點

卡夫卡身處的時代正是歷史的一個轉捩點，繁榮的歐洲醞釀著巨大危機。就在卡夫卡與未婚妻菲莉絲解除婚約後的第三個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去了游泳學校。”這句話被後人廣泛引用，將此視作卡夫卡與世界的疏離，但實際上，卡夫卡並非對戰爭無感，相反倒是意識到戰爭影響了他的生活，他本打算辭去工作，搬到柏林全職寫作。由於戰爭導致邊境關閉，通信受到審查，這使他失去建立新生活的希望。

他陷入了雙重孤獨，解除婚約，身體虛弱，常年受失眠和頭痛之苦。他的出版商沃爾夫、朋友穆齊爾及兩個妹夫都應徵入伍，卡夫卡也想服役，並通過了體檢，但保險局上司普弗爾和馬施納為了留住這位法務專家，向軍方申請免去他的兵役。卡夫卡提出辭職，並主動放棄養老金。但是，上司拒絕了他的要求，而是讓他帶薪休假。

免除兵役使卡夫卡在戰爭爆發一年後，仍未親眼目睹世界大戰。此後，卡夫卡不斷要求辭職，儘管戰爭第三年，他已經覺得這場毫無意義的屠殺是歷史的脫軌，但他從未想要逃避服役。然而，對於卡夫卡的辭職要求，他的上司總是加以拒絕。戰後，保險局負責官員由德國人換成捷克人，繼任者同樣對他十分友善，直到他的身體已經完全不能工作，才允准他辭職。這是卡夫卡的幸運。

很難說卡夫卡對戰爭有什麼特別看法，服役只是想逃離保險局的工作。事實上，對於患有社交恐懼的卡夫卡，整天跟枯燥數字打交道是最適合他謀生的工作。他的日記、書信很少涉及戰爭，彷彿置身歷史之外，而托馬斯·曼、里爾克、茨威格都一度是戰爭的支持者。不過，卡夫卡仍然奉命寫過一篇為戰爭籌款的呼籲書，儘管沒有為戰爭辯護，而是圍繞個體遭受的痛苦。他深知戰爭的殘酷，滿街的逃兵、傷殘軍人破除了英雄主義的神話，卡夫卡的神話則始終在他的內心世界。

對於自己的猶太身份，卡夫卡同樣具有與眾不同的態度。作為一個西歐猶太人，卡夫卡對自己的身份並不特別感到焦慮。他聽從朋友勸告，接觸過哈西德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他發現拉比是由父性塑造的，這其實是一種審視權力的目光。他閱讀馬丁·布伯的著作，但對祈禱和儀式沒什麼興趣。他在曲勞休養時，書單裡列有狄更斯、赫爾岑、托爾斯泰、克爾凱郭爾等人的著作，表明他從未建立起與民族共同體的直接關係。他的小說從來不指明人物的身份。也是一個明證。

解除婚約後，卡夫卡與菲莉絲仍保持聯繫，他告訴菲莉絲，柏林有個猶太民族之家，戰時接納了大量東歐猶太人，這個民族之家成了他倆關係的新紐帶。菲莉絲對民族之家的工作產生了濃厚興趣，卡夫卡卻始終保持著距離。在歷史的每個危機時刻，身份政治往往會盛行一時，大多數人都想尋求集體歸屬感，試圖以此獲得安全。卡夫卡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就是一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並且往往從宗教角度解讀卡夫卡的作品。

然而，卡夫卡完全沒有這樣的民族理念，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的觀念並不重要，他從不關注民族的整體性，他真正關注的是人類的共性、無偏見的自由和具體的個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和猶太人有何共性？我幾乎和自己都沒有什麼共性。”這句卡夫卡式的典型話語表明，他評價事物的最高標準是“真實”，而不是人的身份。他那非凡的洞察力恰恰源自他與社會區隔的疏離。

1917年秋天，卡夫卡突然開始咯血，診斷的結果是肺結核，這在那個時代屬於絕症。卡夫卡對待疾病和對待情人一樣，表面上毫不在意，但疾病畢竟屬於最本真的自我，他認為是在黃金巷居住時受到的寒冷空氣所致，他決定去小妹奧特拉在曲勞的農場休養，再次提出辭職，但又被保險局的上司馬施納拒絕，並允准他休假三個月。曲勞是個偏僻的鄉下，條件艱苦，但可以滿足卡夫卡獨處的願望。

1917年底，奧匈帝國與俄國停戰，但俄羅斯的政體改變再次引發了歐洲的反猶情緒，各國權力機構退回到前自由主義時代，聽憑社會上的反猶情緒盛行，不再保護猶太人的權益。从曲勞回到布拉格後，卡夫卡又染上了“西班牙流感”。舊時代在崩潰，新时代在誕生。捷克爆發了示威和騷亂，卡夫卡父親關閉了自家商店。

有一個時期，卡夫卡熱衷於學希伯來語，但這只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整個猶太民族。他對世界的疏離感一如既往，肺疾的不断加重進一步驗證了《變形記》的描述，他感到自己成為了一個社會中的“不可接觸者”。

從卡夫卡給布羅德的信中，他已經意識到周圍人對猶太人的排斥，西歐猶太人享有法律保障的時代即將結束，這個時代曾經是茨威格筆下“昨日的世界”，寬容而有秩序。戰後捷克人主導的布拉格已經不是卡夫卡熟悉的城市，民主制度下的人相互爭鬥，反而使猶太人感到更不安全。即便如此，卡夫卡仍堅持人類觀念，贊同布伯的看法，即反思猶太人自身的責任。

然而，他那豐富的想像力沒能預見到後來的毒氣室，對突破文明底線的行為毫無預感。他的三個妹妹都死於毒氣室，舅舅自殺身亡，與他關係很深的四位女性，尤莉葉和密倫娜死於集中營，菲莉絲移民去了美國，朵拉逃到倫敦。

卡夫卡和他的妹妹奧特拉

與四位女性的情感糾葛

傳記講述了卡夫卡與四個女性的情感糾葛。卡夫卡曾兩次與菲莉絲·鮑爾訂婚，都以解約告終。他倆於1912年初識，很快陷入熱戀，菲莉絲原本計劃1914年秋天與卡夫卡結婚，為此還辭去了柏林一家公司的主管職務。1914年7月11日，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菲莉絲，翌日在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菲莉絲和妹妹及女友格藿特嚴厲指責他對待婚姻的猶豫態度，宣布解除婚約。卡夫卡默默接受了“柏林法庭”的判決，他把未婚妻及女友的指責看作是幼稚而惡毒的控訴，就像他父親對他的態度一樣。

幸好兩人分手後，菲莉絲在柏林又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倆仍然保持通訊聯繫，卡夫卡甚至同意菲莉絲之約，在1915年聖誕前夕前往波希米亞瑞士會晤，後來還曾在卡爾斯巴德單獨見面。他在信中稱“我們之間存在誤解”，“我們必須重新開始”，但他的書信就如同其作品，模棱兩可，從不說出婚姻的障礙是什麼。本質上，卡夫卡懷疑語言溝通的功能，絕不指望人的心靈可以相通，他在內心裡認定：“我知道，我注定是孤獨的。”

1916年6月，卡夫卡申請了三周假期，前往捷克的瑪麗恩巴德跟菲莉絲見面，他希望重新激發起自己的創造力，在此後的信中還隱晦地暗示兩人曾有過親密結合，並且還重新訂了婚。1917年7月，菲莉絲突然來到布拉格，這是一場籌劃好的舉動，兩人前往布達佩斯度假。但是，卡夫卡已經察覺到他倆之間日漸疏離，重逢的喜悅並未帶來婚姻的結局，而是再次分手。

在卡夫卡患上肺結核住在曲勞時，菲莉絲還來看望過他，他對她十分冷淡，這場持續五年的愛情走到了盡頭。卡夫卡的分辨是，他在肉體和精神上都過於孱弱，無力把握他倆的關係。事實上，他要的不是共生，而是理解。他怕“共同生活的麻煩”，“他害怕會在辦公室度過一生，害怕承擔家庭的責任，害怕家庭牢籠會扼殺他所有的創造力，害怕某一天不得不終止寫作。”

卡夫卡與菲莉絲·鮑爾

1918年10月，卡夫卡前往舍列森休養，在那裡認識了猶太姑娘尤莉葉，一個教堂僕役的女兒。他倆之間曾發生親密關係，甚至悄悄訂了婚。這場戀情再度引來卡夫卡父親的怒火。兩人之間的婚姻幾乎就要成功，但由於預訂的公寓突然給了另一個申請人，婚禮被無限推遲，他們的關係也就這樣結束了。

不久之後，卡夫卡前往梅拉諾，戰後此地被劃給了意大利。他在這裡遇見了密倫娜，其作品的捷克語版翻譯者。密倫娜是一個開放的時代女性，婚前有過兩次墮胎，兩次自殺經歷。她不顧家庭反對嫁給一個猶太作家，婚後住在維也納，此時也患有肺病。面對一個智力很高且主動的女性，卡夫卡很快墜入情網。她的信沒有留存下來，但從卡夫卡的信裡，可以看出他急於想跟她生活在一起。

他和密倫娜在維也納相處了四天，感到無比幸福。密倫娜的丈夫波拉克也知悉了此事，但沒有採取行動，卡夫卡讓密倫娜離開丈夫，密倫娜卻無法作出決定，她還愛著丈夫，何況密倫娜懷疑卡夫卡只有在文學方面才是有主宰力的。不過，儘管他倆最終分手，在1921年10月最後一次見面時，卡夫卡卻把自己十年的日記交給了密倫娜。

陪伴卡夫卡最後一程的女性是朵拉，兩人是在波羅的海的海濱認識的，時間是1923年夏天，卡夫卡跟大妹妹一家前往那裡休養，在當地猶太民族之家，他看見她正在廚房忙活。朵拉是波蘭猶太人，家庭屬於哈西德派。他倆選擇在柏林郊區共同生活，沒有考慮結婚，朵拉只是照料他。卡夫卡購買的戰爭債券全打了水漂，他們只能靠卡夫卡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有時還得向幾個妹妹求援。

由於健康惡化和經濟拮据，卡夫卡在1924年3月轉到維也納一家療養院，此前他曾最後一次回布拉格看望家人。他的肺病發展成喉結核，朵拉一直陪伴他。卡夫卡想跟朵拉結婚，但她的正統猶太家庭沒有同意。最後的時光非常痛苦，需要人喂食。1924年6月3日，卡夫卡與世長辭。

朋友們將卡夫卡的遺體運回布拉格，這是朵拉第一次來到卡夫卡的故鄉，他的家人滿懷感激地接待了她，一位朋友在給卡夫卡妹妹艾莉的信中說：“只有認識朵拉的人，才能明白什麼叫愛。”

朵拉

卡夫卡跟女性的關係表明，他的頭腦壓倒了身軀。正如傳記中講述的一個細節，朗誦大師哈特在1921年初認識了卡夫卡，有一次哈特在卡夫卡辦公室等他，卡夫卡的帽子擺在桌上，當卡夫卡為遲到道歉時，哈特說：“這頂帽子已全權代表你了。”這句玩笑話不僅模仿了卡夫卡的文學風格，而且描述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位置。

“獲得普遍的人性”

卡夫卡為何如此執著於文學創作，以至於為文學而犧牲了常人的生活？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提到，人們認為發財致富是猶太人的生活目的，這是錯誤的觀點。一個猶太人的真正願望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通過進入知識階層，從而使自己擺脫那種純粹猶太人氣質而獲得普遍的人性。”因此，經過幾代人之後，猶太家族中往往會出現一些不願接受父輩的銀行、工廠和商店的子孫，而是立志成為一個知識人。

我覺得，“獲得普遍的人性”或許可以解釋卡夫卡對於文學近乎神聖的態度。他永遠不滿意自己的寫作，不斷擱置正在寫的作品，轉而寫其他故事。1916年之前，卡夫卡只出版了散文集《觀察》、小說《司爐》，以及中篇《變形記》，完成了《在流放地》。因此，除了摯友布羅德，卡夫卡對同代人來說是陌生的，托馬斯·曼、穆齊爾、里爾克、茨威格知道他，但傳記沒有提到他們對卡夫卡的評價。

事實上，卡夫卡的作品都是斷斷續續寫就的片段，然後將這些只言片語拼貼成章節，因此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可以說都未完成，而是由布羅德後來整理編輯而成。例如，他的三長篇都沒有寫完，《審判》先是寫了結尾，之後才寫其他章節，而各個章節的順序則是由布羅德編排的。按照布羅德的說法，卡夫卡認為這部小說尚未完成，中間還可以寫幾章，但既然審判永遠不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那麼這部小說顯然是無法寫完的。

布羅德是卡夫卡的摯友和遺囑執行人，他總是不遺餘力地向公眾推薦卡夫卡，並督促卡夫卡寫作，但同時他又將自己對卡夫卡作品的猶太性解讀升級為神學闡釋，放逐、孤立、與家庭疏離、渴望身份認同與救贖的主題，這的確也是猶太人的困境，但由於卡夫卡從不解釋自己的作品，布羅德的誤導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布羅德就將《變形記》說成是最具猶太性的作品。

馬克斯·布羅德，卡夫卡的摯友，對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和推廣產生極大作用。

那麼，施塔赫根據卡夫卡生平做出的解讀會更加準確嗎？

施塔赫給傳記第三卷的副標題是“領悟之年”，這也是卡夫卡創作的黃金期。卡夫卡在日記中曾聲稱，沒有人能真正理解他。那些天性極度敏感的人，是永遠不會感到被人理解的，這是孤獨的真正源泉。施塔赫認為，寫於1914年12月的《審判》，是由於“柏林審判”的觸發，試圖把對親密關係的渴望轉變為一個孤立無援的被告形象，後來捷克作家克里瑪也這樣解讀。卡夫卡最親近的小妹妹奧特拉開始戀愛對他也是一個打擊，這成了《變形記》的直接寫作動機：主人公格里高爾的妹妹轉而投靠敵人。

1916年秋天，卡夫卡住進城堡區的黃金巷22號，這是奧特拉為躲避家庭而租用的臨時小屋。這年冬天奧皇弗朗茨·約瑟夫去世，標誌著世紀之交的和平繁榮一去不返。歐洲的饑餓開始出現，成千上萬的人因營養不良而死去。對於卡夫卡，這卻是一個寫作的年代，他從日常生活的艱難中嗅到了時代崩塌的氣息。一天中，他往往會在黃金巷22號待上幾小時，午夜才踏著積雪和月光回到住所。這個時期，他寫出了《鄉村醫王》《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及《中國長城建造時》。

按照施塔赫的解釋，《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講述一隻猴子迫於暴力而否認自我本性，這可以理解成是在反諷文明進程，也可以認為揭示了市民社會的馴化機制，當然也可以理解為猶太民族的同化過程。布羅德把它解讀成具有猶太精神的作品，但施塔赫指出，猿猴原來的生活根本談不上幸福，布羅德基於猶太民族主義的理念对此卻刻意回避了。

施塔赫將《城堡》視作一部自傳體小說，這部作品的撰寫始於1922年卡夫卡在施平德爾米勒療養地，施塔赫告訴讀者，在卡夫卡最後一次去找妓女後不久，他開始動筆寫這部小說。性結合在這部小說中象徵著最深的疏離感，以及被另一個人拯救的徒勞希望。最初卡夫卡採用的是第一人稱，後來因要與性描寫保持距離，迫使他改用了土地測量員K的名稱，這個K為了進入城堡，想盡了各種辦法，始終未能如願。

酒吧女招待弗里達被城堡官員克拉姆所控制，後來跟土地測量員K混在一起，而克拉姆卻坐在啤酒杯前昏昏欲睡。在施塔赫看來，這意味著，權力者是被動的，允許陌生人征服自己的女人，遭到攻擊時也沒有任何反應。在人物的個性方面，《城堡》超越了《審判》和《失蹤者》，密倫娜後來讀到《城堡》時，會不會想到自己？

《城堡》完全是長篇小說的構思，出現了眾多人物，許多人的命運都未展開，目前出版的作品只有開頭，沒有結束。從留下的手稿看，卡夫卡已經想好了《城堡》的結尾，土地測量員最後力竭而死，臨終前，全村人圍在他身邊，此時城堡傳來決議，雖然K在法律上無權住在村裡，但考慮到某些情況，准許他在村裡生活、工作。

中篇小說《地洞》同樣帶有自傳性質，這是卡夫卡回顧近十年的內心逃避，待在洞裡的動物沒有享受安全感，而是跑到洞外，惶惶不安地守護著入口。真正的安全感需要距離，卡夫卡的方法是自我抽離，在遠處觀看自我，做自己生活的參與者。按照施塔赫的說法，卡夫卡喜歡在生活和作品中玩味“不再是人”的狀態，這篇故事同樣沒有寫完，動物聽到漸漸逼近的聲音其實是自己的生命之音。

他將刀刃對著自己

直到去世前一天，卡夫卡還在病床上校對《饑餓藝術家》的樣稿，他在這篇小說中總結了用生命來寫作的代價。卡夫卡的作品意旨具有多義性的特點，比如人的異化、孤獨的個人、暴力的匿名化等，但有一個中心意旨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他對真實的絕對追求。

卡夫卡曾在隨筆中引用過福樓拜的話：“生活在真實中。”福樓拜散步時看到一個姑娘跟兒童在玩耍，于是感慨地說了這句話。卡夫卡喜歡用“真實”一詞作為最高評價。在給布羅德的信中，他還將真理和真實作為同義詞使用。對他而言，真理具有道德維度和社會維度。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捷克作家都熟悉這句名言，對於何為“真實”，昆德拉的理解是日常生活，哈維爾的理解是真理。不過他們都認為，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現代人不僅失去了對追求真理的熱情，也失去了對日常生活的感受力。

從卡夫卡的筆記、書信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毫無緣由的恐懼是自己的本性，正是這種非正常的恐懼吸引了密倫娜，也吸引了廣大讀者。卡夫卡自認是個弱者，但他對完美、純粹和真實的絕對追求使他能夠深入生存的悖論，把朝向內心的寫作當作“解救性的慰藉”。這種解救是獨特的，他將刀刃對著自己。

1922年，卡夫卡（右一）在施平德爾米勒附近。

或許是出於一種完美主義的追求，卡夫卡在1924年寫給布羅德的遺囑中寫道，除了《判決》《司炉》《變形記》《在流放地》《鄉村醫生》和《饑餓藝術家》等少數幾篇作品外，其他未發表的三長篇小說，以及所有日記、手稿、信件全都燒掉。奇怪的是，卡夫卡並沒將這份遺囑直接交給好友，而是鎖進了抽屜。

最可惜的是，卡夫卡曾將在柏林寫的二十本筆記交給朵拉，她把它們視為自己最私密的財產，她知道，卡夫卡絕不會同意出版這些筆記。但是，當她醒悟過來時已經晚了，1933年3月，納粹搜查她在柏林的公寓，沒收了卡夫卡的筆記本和他寫給朵拉的幾十封信。迄今為止，這些材料依然下落不明——也許永遠不會重見天日。

世人應當感謝布羅德，他保留下了卡夫卡的文字遺產，並整理了它們。也應當感謝與卡夫卡有過密切關係的幾位女性，她們成就了他的寫作，使他感到，失去她們，就是失去了生活。

在所有評論文字中，我認為朵拉說得最好，她說，卡夫卡的整個存在都是為了文學，“他不僅想探究事物的深處——他自己就在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