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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普通人在中国怎么赚到钱?其实,在一个短期博弈盛行的环境里,聪明但没有底线的人,可能更容易快速赚钱;而你聪明、有认知,并且积累长期信用,那你将变成他们的敌人。因为短期博弈者依靠漏洞获利,而长期主义者依靠建立新秩序获利。但新秩序往往是破坏的原有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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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订阅会员问:关于新一轮严打的背后的逻辑?其实,治理黑恶势力,并非只是因为其鱼肉百姓,而是因为黑恶势力的本质风险,在于它可能从单纯的犯罪组织,逐渐演变为资本、暴力、关系和权力结合形成的非正式权力体系。当一个黑恶势力不断壮大,它追求的不再只是非法利益,而是对资源、秩序甚至地方规则的控制。
历史上的藩王割据、地方豪强,并非只是因为地方势力本身强大,而是在中央权威下降、经济资源分配失衡、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力量逐渐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当地方拥有独立的资源来源、组织体系和利益网络时,就可能形成脱离整体秩序之外的权力中心。
中央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本身,国家是由中央、地方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稳定的治理并不是简单地削弱地方,而是在中央权威、地方活力和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中央过弱,容易导致地方力量膨胀,形成割据;地方完全失去活力,又会导致整个体系僵化。
现代社会虽然不再以藩王拥兵、割地称王的形式出现,但黑恶势力如果与资本、权力结合,同样可能形成类似的“地方割据”结构:拥有自己的资源网络、保护体系和规则体系,在局部范围内形成事实上的控制力。因此,治理黑恶势力的根本目的,不只是单纯惩治犯罪,更是在防止任何脱离制度约束的私人权力体系壮大,避免社会出现新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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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订阅会员问:关于华为“竹知了”事件,为什么越骂越火?很多人只看到事件本身,但忽略了背后的时代逻辑。在中国,每一个头部科技企业,都有它所处时代的特殊角色。互联网时代有阿里,技术竞争时代有华为,现在智能生态时代小米被推到更前的位置。就像《西游记》里的妖怪,区别不只是妖怪本身,而是看它背后有没有更大的角色。当它承担重要使命时,很多事情的评价方式会不同(不能骂);当它不再处于那个位置,舆论也会回归普通商业逻辑(可以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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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是关于人生困境、未来职业方向、创业、财富等话题,需要讨论,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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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更多来自意志和目标,是靠自我控制推动;而“热爱”来自内在驱动,是靠兴趣和认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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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积累不是依靠一次机会,而是依靠长期正确的财务习惯:先把收入的一部分留给自己,控制欲望和支出,让钱不断产生新的价值;投资自己,提高赚钱能力,同时学习资产管理,避免盲目冒险;保护已有财富,比追求快速暴富更重要。真正的富裕来自长期积累、复利增长和对金钱规律的理解,而不是短期的收入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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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做到。一个重复出现的问题行为,往往不是敌人,而是一种错误的解决方案。真正的改变不是强迫自己停止,而是理解它背后的痛苦和需求,用更好的方式替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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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天赋公式:
行动尝试 → 能力形成 → 获得反馈 → 兴趣增强 → 优势建立 → 天赋显现
真正的天赋,很多时候不是一开始就被发现的,而是在持续行动中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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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一个人,先不要急着批判对方。因为你们之所以产生交集,往往说明你们曾处在同一个圈层。真正的提升,不是抱怨环境,而是提升自己的价值,让自己进入一个不需要频繁消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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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通常情况下,你的智商取决于你周围人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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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思想往往通过提供简单、确定性的答案吸引群体,将复杂世界简化为单一解释,并在情绪和身份认同中形成“乌合之众”。而真正的理性不是寻找绝对答案,而是在事实、价值和现实约束之间寻找平衡。平衡不是没有立场,而是不被任何单一价值绑架;既尊重事实,也承认复杂性;既支持合理的自由与多元,也警惕走向极端。在一个容易被群体情绪影响的世界里,最稀缺的是独立思考、持续修正和保持平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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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一个美国听证会,议员说:你只需在科学的领域来回答我 “Yes or No”,结果那个人回答是的“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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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X群友人问: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的精神小伙,开着电动摩托车炸街的现象,怎么看?当大量无业游民的出现,当现实中的上升通道变窄,个人获得成就感和存在感的机会减少,人会寻找低成本的方式证明“我存在”。但炸街的同时,其实并未对权力产生威胁和挑战,矛盾主要是在附近居民和路上汽车之间,属于群众内部矛盾。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管理者并没有过度施压,而是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留社会弹性之间寻找平衡。同时管理者,也在自媒体等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进行下一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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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不是站在众人之外鄙视世界,而是在面对大众观点时保持独立思考,在面对自己的判断时保持谦逊。既敢于突破共识,也敢于修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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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内心丰盈的人,不是因为拥有更多,而是因为能够不断创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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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夸赞只是情绪上的认可,模仿你才是真正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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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会员让我分析,中国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是什么逻辑?三大运营商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表面上的理由是治理电信诈骗,但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诈骗号码的产生,并不等于第三方渠道卖出了问题。很多诈骗号码可能来自实名信息泄露、号码二次流转、黑灰产业链控制,甚至正规渠道办理的手机号也可能被滥用。因此,把问题部分归因于第三方渠道,本质上是一种简化叙事。
从更深层看,这次调整更像是一次通信入口权力的重新集中。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代理商通过竞争和补贴,把大量低价套餐、流量卡推向市场,客观上降低了用户通信成本,但也削弱了运营商对销售渠道、用户关系和价格体系的控制。运营商希望重新掌握从“卖卡”到“管理用户生命周期”的完整链条。
任何行业,当一个入口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控制入口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手机号已经不只是通信工具,而是连接银行、支付、社交、政务、企业服务的数字身份入口。未来从政治治理角度:数据安全、国家安全、数字身份管理等角度,手机号的管理权限可能会进一步集中。
所以,这次政策不能简单理解为“为了防诈骗”,它同时也是一次利益和权力重新分配。安全治理是真实需求,但安全往往也会成为推动集中化管理的重要理由。减少第三方渠道后,竞争减少,用户将失去部分市场竞争带来的低价选择,而运营商则获得更强的渠道控制力和未来定价空间。
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意味着通信行业从过去的“市场竞争降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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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类寿命和衰老速度的关键:大脑(信息控制系统)和免疫系统(防御与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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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让一个人公司开始崛起,下一步可能火的是“一人公寓”。当一个人拥有接近团队的生产力,他需要的将不只是住所,而是一个集工作、创造与生活于一体的个人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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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不是简单的贫富分化,而是在进入“能力分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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