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政府如何在经济增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1、财政:养老、医疗、债务利息越来越重。操作:加税、通胀、延迟退休、推迟给付、提高领取门槛;最后往往是承诺还在,但拿到更晚、条件更严、实际更少。
2、住房与资产:没人买房,但价格又不能真正跌。操作:限价、托价、遗产与补贴资格;结果是旧资产被保护,新买家不愿接盘,市场看似稳定,交易却越来越少。
3、对外:关键资源不再只看价格和效率,而越来越看阵营。操作:芯片、矿产、数据、生物样本、航道都开始站队采购;最后是东西还能买,但更贵、更少、选择更窄。
4、对内动员: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不断更换归责对象。移民、平台、富人、老人、年轻人轮流成为靶子;痛苦没有变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你“问题出在另一群人身上”。
5、边境与劳动力:一边缺人,一边又要表现得边界更硬。操作:紧缺岗位偷偷放开,对显眼群体公开收紧;最后就是企业招不到人,社会排外情绪却越来越强。
6、国家角色:增长越弱,国家越深地介入分配。补贴给谁、谁能出口、平台承担什么责任、谁有资格拿福利,都越来越依赖政策决定;普通人会越来越依赖分配,也越来越怀疑分配是否公平。
7、日常生活:新闻里每天都是大事,个人生活却越来越紧。冲突进入头条,成本进入账单;最后普通人真正感受到的,是电费、房租、排队、焦虑都在增加。
很多时候,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只是被不断转移、延后和重新命名;同时规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