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dated bank rules may keep crypto outside the banks now allowed to hold it

美国、英国和欧洲的银行终于有了发行稳定币、托管比特币和结算代币化基金的合法路径，但决定这一切的资本规则手册仍将比特币持仓视为接近必然损失。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加密资产标准（自2026年1月1日起在成员国生效），无担保加密资产被归入整个框架中最严厉的类别，风险权重高达1250%。将其通过巴塞尔最低8%的资本要求换算后，银行需持有的资本等于其全部敞口，即账上每持有1美元比特币，就要留出1美元股本。

许可与资本成本之间的这种差距，是加密监管中几乎无人关注的部分，尽管它将决定有多少数字资产业务最终会进入受监管银行体系。

该标准诞生于一个不同的时代，当时监管者主要试图将加密资产完全排除在银行体系之外，且其形成受当时各种乱象影响：稳定币储备的不透明、交易所倒闭、以及通过FTX和Celsius蔓延的危机。

银行现在进入的阶段已大不相同，因为代币化存款、稳定币储备管理、托管和链上结算如今已成为受监管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摩根大通的JPMD存款代币、花旗的代币服务以及汇丰正在推进的代币化存款工作中已可见一斑。

巴塞尔委员会自身也意识到这种不匹配，因此于2025年11月启动了针对标准部分内容的加速审查，在2026年2月和5月记录了进展，并承诺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更新。

将比特币定价为确定减值的资本数学

巴塞尔本身不在任何单一国家立法，但它为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国家监管机构提供了模板，用以决定银行对任何特定资产必须持有多少股本。

加密资产章节（即SCO60）将银行可能触及的所有内容分档，逻辑相当直观。第1a类适用于传统资产的代币化版本；第1b类适用于通过严格储备和赎回测试的稳定币；这两类在待遇上基本可等同于传统等价物。第2类则涵盖所有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资产，细分为第2a类（流动性足以对冲的资产）和第2b类（其余资产）。

每一档所附的权重实际上决定了业务模式的存亡。低资本占用允许银行低成本持有或融资资产，而高资本占用则迫使银行留出本可更有效运作的股本。在权重阶梯顶端，资本占用高到整个活动失去经济意义。

这正是1250%这一数字在2b类资产上的实际效果：1亿美元的比特币持仓最终会吞噬约1亿美元的资本，而且由于多空头寸不能净额结算，在叠加缓冲资本和监管附加要求后，实际成本通常更高。

除此之外，SCO60还叠加了巴塞尔框架其他部分几乎无对应物的敞口上限：银行的总第2类持仓应保持在核心一级资本的1%以下，一旦超过2%，所有第2类持仓将立即被拖入惩罚性的2b类处理，且对冲认可被完全剥离。

这正是行业反抗最激烈的部分。ISDA和GFMA等机构早在2025年8月就向委员会指出，标准中的整个章节过于保守和严厉，敦促在全面采用前进行重新调整。

公平地说，委员会在敲定规则时，所有这些谨慎态度完全合理，因为监管者当时面对的是冻结的客户资金、薄弱的离岸控制、无法实际验证的储备资产，以及一次回撤中可能暴跌70%至80%的代币。巴塞尔的核心使命是防止银行将此类损失引入存款基础。

现在出现的压力在于，他们标记为“加密敞口”的类别已扩展到涵盖截然不同的东西：代币化美国国债基金、完全储备的支付型稳定币、托管的客户代币以及直接的比特币交易——一旦审视背后的真实风险，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还有规模问题：公共链上的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已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政府证券占比最大。

这意味着公共区块链上的代币化国债可能因技术细节不满足第1类条件，直接跌入第2b类——巴塞尔将所有纯粹投机性代币归入的类别。

如果资本数学不变，加密资产的代价是什么？

这些类别正在失效的最佳迹象或许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已就此停止达成一致。

特朗普政府彻底拒绝了SCO60，第14178号行政令和2025年7月的数字资产报告将固定1250%权重描述为“反创新”和“反竞争”，并指引美国监管机构转向基于这些市场实际行为的风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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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则走向另一方向，坚持谨慎立场，将巴塞尔待遇纳入其CRR3资本规则及其银行管理局仍在起草的技术标准。

由于巴塞尔规则仅通过国家采纳生效，你最终可能看到同一代币化资产在法兰克福的资本占用高于纽约，全球银行不得不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构建独立的数字资产产品来应对。

这种碎片化对试图决定在哪里投入的银行而言是双刃剑：宽松规则让加密风险渗入存款基础，而惩罚性规则则只是将活动推向银行体系外的公司。

人们有时忽略的是，银行在此间真正想要的多数是收费型且对资产负债表影响较轻的业务：托管、基金行政管理、稳定币储备管理、代币化存款结算、抵押品服务以及受监管产品的做市。资本待遇决定了其中哪些业务能通过内部回报率门槛，因为对库存或融资的高资本占用可能关闭那些本身需要资产负债表才能运行的业务。

稳定币正是所有压力集中的地方：完全储备的支付型代币、银行自身的代币化存款以及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各自承载不同的法律主张，并以不同方式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上。这意味着巴塞尔必须为每一种分别定价赎回风险、储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可执行性风险。

美国已大力推动这种拆分：GENIUS法案将代币化存款置于普通存款待遇，而支付型稳定币则受专门制度约束。

当考虑到稳定币市场目前大约3200亿美元且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时，你就能理解这种分类为何如此重要。它实际上决定了银行自身能持有多少结算层，以及还有多少将继续通过非银行发行方流动。这基本上与存款外逃的担忧相同——美国银行业游说团体曾警告称，数万亿美元可能从受保存款账户流出。

而这两条路径（严苛的资本制度与更敏感的风险制度）将导向两个非常不同的市场。如果资本占用仍具惩罚性，受监管发行方将更依赖非银行基础设施，代币化市场继续在传统银行渠道外扩张，而加密原生公司将持有更大份额的结算业务。

如果待遇变得更风险敏感，代币化存款将成为支付型稳定币的可信对手，代币化国债开始通过银行分销渠道触及投资者，而大量此类活动将回流至受监管核心——监管者更希望其所在之处。

大多数时候，加密监管通过法庭斗争、执法行动和许可证法案触及人们。但银行回答的是一套更慢更重的规则手册，对它们而言，决定因素最终落在资本成本上：在计入股本占用后，某项业务线是否仍能通过回报率门槛的冷酷计算。

巴塞尔的审查不会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投机性代币与受监管结算之间的旧分界线已经磨损。在有人重新划定这条线之前，那些最有能力将加密资产引入受监管体系的银行，将有充分理由继续在边缘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