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修复社会保障制度。这比听起来更难。

你或许会以为，既然社保距离破产只有六年时间，华盛顿本该全力避免 22% 的福利削减。确实有几位国会议员提出了方案，但至今未获得多少支持。党派政治构成重大挑战，但并非我们远未达成解决方案的唯一原因。

这也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我尝试用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改革者”工具来破解，结果让我大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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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尝试解决社保偿付能力危机

“改革者”工具列出了政府可用于调整社保的所有主要策略，你可以勾选或取消选项，查看它们对社保收入、支出和信托基金的影响。多数方案会减少资金缺口，少数方案则增加缺口但承诺更高的福利。

我从对普通美国人伤害最小的一个潜在方案入手：取消社保工资税的最高应税上限。2026年，你只需为前 184,500 美元的收入缴纳此税，这意味着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大部分收入无需缴纳这笔税款。

取消这一上限将迫使高收入者像普通美国人一样，为全部收入缴纳工资税。如果相应提高富裕美国人的社保福利，将消除未来 75 年预计缺口的 44%；如果不增加福利，则可弥合 61% 的资金缺口。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开端，但我随后看到了长期寻求的选项：将社保生活成本调整（COLA）挂钩指数从目前使用的城市工薪阶层和文职人员消费价格指数（CPI-W）改为老年人消费价格指数（CPI-E）。CPI-E 更能反映老年人的支出，有助于社保福利更好地跟上通胀。但这一更改会使资金缺口扩大 11%。

在我的设定中，这两个选择消除了预计缺口的一半。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容易的选项了。

普通美国人将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

桌上仍有许多策略，但每一个都会伤害某些人。削减福利或提高福利税会伤害老年人；提高工资税率或提高完全退休年龄（FRA）会让劳动者陷入困境。没有任何一个选项让我感觉良好。

这正是华盛顿在试图确定社保未来走向时面临的局面。在任何情景下，数百万美国人都可能感到不满，我很庆幸自己不必做出那个决定。

相反，我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努力工作、定期进行退休储蓄、控制开支。一旦政府公布社保改革方案，我可能需要调整储蓄策略，但那些基本原则依然重要。